戏曲在悠久的发展进程中，一直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的变化，推陈出新；始终注重艺术价值和教育功能，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家国情怀等重要文化基因，较为集中、突出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特征。

　　绵延不绝的连续性 

　　戏曲在文化长河中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表征之一，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戏曲演出活动的时间延续。传统戏曲是各地方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式戏剧更是和民俗密切相关，其展演和观看过程实质是一种生活样式的延续。起源于商周时期驱疫赶鬼仪式的傩戏，是历史、民俗、民间宗教、原始戏剧的综合体，至今仍活跃在部分地区；持续演出五百余年的广昌孟戏，融合三元将军信仰、祖宗崇拜和祈年纳福的民俗，在赣东地区每年新春仍会展演。此外，一些传承数百年的经典剧目像《赤壁鏖兵》《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也显示出戏曲艺术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二是“戏比天大”艺术品格的延续。戏曲演员从入行开始就要接受戏比天大的理念。唱戏先做人，无德艺不立。梅兰芳“蓄须明志、退出梨园”、程砚秋“荷锄务农，归隐田间”、常香玉为抗美援朝义演捐款15.2亿余元（旧币）……这些艺术家心怀家国，俱是典范。崇德还需尚艺，戏曲舞台演出力求完美，“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四功五法”的程式规范和戏曲美学风格的坚持，师带徒各种绝活口传心授，保证了戏曲艺术传承的稳定性。

　　三是戏曲教育功能的延续。在民间艺术阶段，戏曲最初的功能主要是娱乐、教化，在愉悦人心的同时针砭时弊、警醒世人。在成熟发展过程中，戏曲的讽谏教化功能被强化，融入作者的善恶、美丑、是非等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成了戏曲教育功能最突出的部分。如梨园戏《苏秦》、秦腔《姚启圣》的主角心怀家国大义，传承民族精神；道情戏《大河古镇》对商人陈三锡救灾济民、扶持同道的赞颂，黄梅戏《六尺巷》对宽容礼让、睦邻友好的推崇，无不是在传扬中华传统美德。

　　革故鼎新的创新性 

　　诚如王骥德《曲律》所言，“腔调三十年一变”；戏曲艺术的发展史，就是戏曲革故鼎新的历史。当下戏曲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个方面。

　　创造性转化，即对戏曲艺术传统的创作模式、思维模式等进行新探索，根据时代观念和生活实践进行呈现方式的重构。在继承戏曲传统程式的基础上，创新表达方式，化用传统程式重新编排。如晋剧新编历史剧《傅山进京》，在扎实继承晋剧传统表演技法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和超越，摒弃传统表演中的单纯“炫技”，把程式技巧融入人物塑造，用传统程式把傅山的硬、傲、狂、倔展现得淋漓尽致。创新性发展，即以中华美学精神为内核，结合当代审美追求与社会实践，在呈现内容方面推陈出新。改编自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京剧《范进中举》，在表现“科举制度扭曲人性”这一主题的同时，更多地呈现了范进的孤独无奈、命运的造化弄人等因素，体现出关注个体生命的时代意识，范进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相较小说原有的讽刺气质，京剧《范进中举》具有独立的生命力。

　　文化认同的统一性 

　　“大一统”自先秦时期起即是中国重要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想。这种统一性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也体现在戏曲话语体系中。

　　一是戏曲实践积累的概念和法则。我国现有348个剧种，每个剧种都有独具特色的唱腔，但彼此的行头，尤其是服装却十分相似。此外，各剧种的行头使用规则颇为统一：根据角色地位、性别、性格搭配，同时颜色上也要有所区分，严格遵循“宁穿破，不穿错”的原则。蟒服有“上五色”（红、绿、黄、白、黑）“下五色”（粉红、湖色、宝蓝、紫、古铜或铁香色）的区别，一般皇帝穿黄色团龙蟒袍，丞相、驸马穿五色蟒袍。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历史沉淀下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是对传统的尊重与敬畏。

　　二是戏曲实践的理论总结。无论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概括，还是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的归纳、“演员中心论”的提出等，中国戏曲所具备的艺术特色，所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和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价值观念，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表现为对疆土统一、政治统一、文化统一的追求。不管是南戏对元杂剧“一人主唱、一唱到底”形制的突破，还是花部诸腔取代了雅部的地位，其固有的内涵仍代代延续。这种传承对维系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是戏曲艺术统一性的突出呈现，也是戏曲连续发展的基础。

　　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能够传承至今，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始终秉持的开放包容精神。中华民族始终对外来的异质文明予以尊重，在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其精华以充实、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作为具有高度综合性的艺术之一的戏曲，秉承了这一文化品格，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

　　各剧种在保持原声腔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的基础上，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相关文化内容的借鉴与吸收。例如，河南梆子不断吸收罗戏、卷戏、河南民间说唱艺术、民间舞蹈艺术等元素，逐渐成为河南地方戏中最具代表性的剧种——豫剧；越调在吸纳板腔体音乐元素后，慢慢从曲牌体演变为板腔体，并逐渐融入众多杂腔小调，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

　　戏曲在坚守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同时，也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自觉吸纳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如舞台呈现方式等，使中国戏曲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实现“美美与共”。京剧《悲惨世界》（改编自雨果的《悲惨世界》）、川剧《欲海狂潮》（改编自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黄梅戏《仲夏夜之梦》（改编自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等跨文化戏曲改编作品，保留了域外故事框架和人物设定，其他方面则力求实现“中国化”和“戏曲化”，“洋为中用”，是戏曲艺术兼收并蓄特性的极佳注脚。

　　向善而行的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主要体现为追求心性平和、关系和睦、和平发展等，这种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向善而行的文明观，从古至今在戏曲中都有深刻体现。

　　一是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儒学道德秩序融入戏曲故事，形成了“推己及人”的人际关系准则。花鼓戏《乡里乡亲》的主人翁都是当代农民，他们把“宁亏自己不亏人”作为基本的道德准则，心怀宽厚，以恩报怨，谋求化解仇恨，共享和睦幸福。这些价值观念是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戏曲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推崇天下为公的治世之道，引导人们超越个体、休戚与共。在“和为贵”的基础上，发展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国虽大，好战必亡”“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和平思想。秦腔新编历史剧《班超》，再现了班超团结西域各民族人民维护边疆和平的大义；评剧整理改编传统戏《新四郎探母》，赋予剧本宋辽休战的大团圆结局，男主杨四郎发出了“开商埠通有无为共同心愿”的和平呼声。

　　戏曲的文化特性与戏曲的诞生、发展紧密相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尊重戏曲的艺术发展规律，加快提炼展示戏曲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讲好戏曲故事，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戏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邵敏，安徽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