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老子》文本的经典化及其分章的数理根据

　　早期《老子》文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经典化过程。而《老子》文本最重要的经典化，从宏观上看即其成型和定型。而《老子》文本的成型与定型，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构成其上下二篇之具体篇幅（字数）、分章和章序的确定，第二个是其“章”（每一章）自身在历时性文本演变中的建构，第三个是字、词、句的历时性变化。其中，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最为关键，它涵盖了后两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居于次要位置。第三个方面的问题虽然与早期《老子》文本的经典化有一定的联系，但不是绝对必要的。对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瓦格纳、刘笑敢和笔者曾有论述[⑤]，可以参看。对于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在池田知久、李若晖、宁镇疆等人的基础上[⑥]，笔者曾作了深入的探讨，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⑦]，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早期《老子》文本从原子分章到成型与定型

　　笔者认为，从先秦到西汉末，《老子》文本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个阶段为战国中期，郭店楚简本是此期《老子》文本的代表[⑧]。郭店《老子》具有“原子分章”的特点，同时带有一定的“自然分章”的印记。所谓原子分章，指文本依据单一文义而分章，且具有不可再分解的特性。考察郭店简本《老子》的分章，除个别地方外，一般都可以原子分章来对待之。

　　第二个阶段为战国晚期，韩非所据本是此期《老子》文本的代表。所谓韩非所据本，是据《韩非子·解老》《喻老》引用《老子》的情况来设定的。结合其他先秦古籍引用《老子》的情况来看，韩非所据本应当已是一个5000余言的完足本，篇序为《德》上《道》下，章序虽有许多地方与帛本相同，但仍有较大的差别。

　　第三个阶段是汉初时期（高祖至文帝），帛书甲、乙本是此一阶段《老子》文本的代表[⑨]，其中帛甲更具代表性。帛书二本不但是一个完足本，而且在每篇前后文字的编联上与汉简本、通行本基本相同。据此推断，帛书二本是《老子》的成型本。

　　第四个阶段是景帝及其后的西汉时期，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本是此期《老子》文本的代表[⑩]。据释道世《法苑珠林》所引《吴书》，《老子》立经在景帝时期[11]，北大藏汉简本《老子》应是景帝立经本的复抄本。这个本子不但上下篇的文字及其次序与通行本完全相同，而且有“老子上经”“老子下经”的篇题，有明确的分章。据此推断，北大藏汉简本（景帝立经本）即是《老子》的定型本。不过，在定型之后，《老子》文本仍经历了一个持续的经典化过程，并在西汉晚期形成了所谓《道》上《德》下、总分81章和上下篇分别为37、44章的本子，而此本是通行本的直接来源。

　　（二）西汉《老子》分章的数理根据

　　早期《老子》文本经典化最重要的成果是其成型和定型，而“分章”属于其中的重要问题。汉简本《老子》共分77章，上经（《德篇》）44章，下经（《道篇》）33章；严遵本《老子》共分72章，上篇（《德篇》）40章，下篇（《道篇》）32章；通行本《老子》（以河上公本和王弼本为代表）共分81章，上篇（《道篇》）37章，下篇（《德篇》）44章。在笔者看来，它们都属于定型时期的本子。而面对这三种本子，我们应当追问的：《老子》全书及上下篇为何如此分章，且其分章的依据又是什么？就通行本的分章，自宋代以来其实有识之士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普遍是这样回答的：“81”乃阳极之数，上篇的章数“37”是奇数，象天象阳，下篇的章数“44”是偶数，象地象阴[12]。现在看来，这种回答仍很抽象，在其真正依据的探索上没有突破。

　　实际上，在古人的经典意识中，篇章结构的宇宙论数理化（天道观的数理化）乃古书经典化的一个重要侧面。严遵、葛洪的《老子》分章即以宇宙论数理为依据，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据《君平说二经目》，严遵是这样来设定《老子》章数的：8为阴数之极，9为阳数之极，此两数之乘积为72，故总章数设定为72；进而将“9”分解为“5”“4”两数，且各自乘以阴数8，于是上篇章数为40，下篇章数为32[13]。而“5”“4”两数，又暗中象征着五行、四时。葛洪总分《老子》为81章，上下篇为36章、45章，同样以宇宙论数理依据：他以81章“法阳数之极”（9×9），以36章“法四时”（4×9），以45章“法五行”（5×9）[14]。

　　既然天道观的数理（宇宙论的数理）是汉晋时期《老子》章数裁划的通行依据，那么汉简本和通行本《老子》章数设定的问题即可以据此来作探讨。据宋人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三、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序说》所载刘歆《七略》文，韩禄伯等人曾指出，通行本《老子》上篇37章、下篇44章，全书81章的结构，出自刘向定著本[15]。在此基础上，笔者借助此本进一步推明了通行本章数设定的数理依据：数字“81”，其实来源于浑天说的数理，即黄钟一龠之数——九九八十一分；上篇章数37、下篇章数44，其实出自中数五六之比（5:6）[16]。而黄钟一龠之数（八十一分）和中数五六这两个数字都出现在《汉书·律历志》中，且为三统历之两个最基本的数字，是推衍其他律历数的基础。《汉书·律历志》抄自刘歆的《三统历》，而刘歆《三统历》则是推演刘向《五纪论》之思想罢了。进一步，笔者探讨了汉简本《老子》章数设定的问题。据笔者的见解，北大藏汉简本的章数其实是法象盖天说之宇宙论的“7”“4”“3”这三个数字，“7”为“七宿”之数，“4”“3”两数则体现了盖天说“天三地四”的数理。据《周髀算经》“圆出于方”之说，若径为一，则圆的周长为三，方的周长为四。这体现在汉简《老子》上，即上经为44章，下经为33章[17]。北大汉简本《老子》是景帝立经本的复抄本，景帝立经本背后的宇宙论为盖天说，历法为《颛顼历》。

　　总之，《老子》的分章在景帝之后的西汉时期带有强烈的人为痕迹和经典化的特征，汉简本、严遵本和刘向定著本（通行本）《老子》都是如此。简言之，宇宙论的数理即是汉代定型本《老子》章数裁划的根本依据。

　　（一）问题的提出：虞万里、尹志华说与刘向定著本的章数划分

　　多位学者认为，通行本《老子》总章数81和上篇章数37、下篇章数44的结构划分来源于刘向定著本，其根据见于谢守灏（1134—1212）的《混元圣纪》。《混元圣纪》见明编《正统道藏》。是书卷三引刘歆《七略》曰：“刘向雠校中《老子》书二篇，太史书一篇，臣向书二篇，凡中外书五篇，一百四十二章。除复重三篇六十二章，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第一，三十七章；《下经》第二，四十四章。”[18]这段话，稍晚的董思靖在《道德经集解序说》中作了抄录，曰：“刘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19]董氏抄录谢书的地方较多，这一处文字应当同样转抄自谢书。对于谢、董二书所述《七略》文，近人顾实采信董思靖《集解》，而王重民和张舜徽则不予置信。王重民说：“董氏之言，似无依据。”张舜徽即引《道藏》谢守灏《混元圣纪》以正之，并说：“可知今本《老子》两篇之叙次及章数，自汉以来然矣。”[20]

　　今人虞万里认为，谢、董二书所引《七略》文所说刘向定著本《老子》上下篇的章数是不同的，而其中必有一非一是。他认为，董书所述刘向定著上经34章、下经47章很可能是《七略》原文，而谢书所述刘向定著上经37章、下经44章则“很可能是在制作或改篡《河上公章句》时所定，他们依仿刘向所定之总章数而改变上下经章数，以展示其天数奇、地数偶之宗教性，达到‘各有所明，咸资法象’之目的”[21]。其实，推敲起来，虞氏提供的理由难以成立，证据不够坚实、直接。

　　尹志华接过虞氏的话头和观点，他根据定阳子的考证作了新论证。定阳子说，《混元圣纪》本名《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实录》（简称《老君实录》），明代编纂《道藏》时被改名为《混元圣纪》[22]。尹氏于是以两种《老君实录》的明代抄本（一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本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为据，推断谢守灏原书所录刘歆《七略》文必定作刘向定著“《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且认为此原书（《老君实录》）所录《七略》文没有差错，是《七略》的原文；而《混元圣纪》抄作上经37章、下经44章，则是错误的。进而，他认为，今本（通行本）上下篇的章数37、44很可能首先出自河上公本[23]。至于刘向为何定著《老子》上篇34章、下篇47章，以及河上公本为何分上经37章、下经44章的问题，尹氏的回答不过人云亦云罢了，缺乏洞见。

　　通行本《老子》上篇37、下篇44的章数裁划，是否原出于刘向定著本？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其中，最值得探讨的是上经37章、下经44章和上经34章、下经47章的不同记载，究竟孰是孰非的问题。落实下来，此一问题可衍化为两个问题：一者，《老君实录》原书所录《七略》文是否有从一开始即将上下经的章数有意或无意抄错的可能？二者，《混元圣纪》所谓刘向定著上经37章、下经44章的记述是否真的错了？这两个问题彼此相关，而尹志华也意识到了这两个问题[24]，不过他的回答是《混元圣纪》抄错了，而《老君实录》是对的，后者真实地反映了刘向定著本分章的原来样子。

　　（二）驳论与再论刘向定著本的分章问题

　　先看《混元圣纪》是否抄错的问题。《混元圣纪》卷三曰：

　　按刘歆《七略》：刘向雠校中《老子》书二篇，太史书一篇，臣向书二篇。凡中外书五篇一百四十二章。除複重三篇六十二章，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第一，三十七章；下经第二，四十四章。此则校理之初、篇章之本者也。但不知删除是何文句，所分章何处为限？中书与向书俱云二篇，则未校之前已有定本。参《传》称《老子》有八十一章，共云象太阳极之数。《道经》在上，以法天，天数奇，故有三十七章；《德经》在下，以法地，地数偶，故有四十四章。而葛洪等不能改此本章，遂滅《道经》“常无为”一章，继《德经》之末，乃曰：“天以四时成，故上经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经五九四十五章。通上下经，以应九九之数。”严君平乃云阴道八、阳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其彼章全与河上公不合，此又出自君平无所依据。[25]

　　这段文字，《老君实录》抄作两段。今依《藏外道书》所收本（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抄出：

　　按刘歆《七略》：刘向雠校中《老子》书二篇，太史书一篇，臣向书二篇。足中外书五篇，一百四十三章。除復重三篇六十二章，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第一，三十四章；下经第二，四十七章。此即校理之初、篇章之本者也。但不知删除者是何文句，所分章者何处为限？中书与向书俱云二篇，则未校之前已有定本。

　　今传称《老子》有八十一章，共云象太阳极之数。《道经》在上，以法天之数奇，故有三十七章；《德经》在下，以法地，地数偶，故有四十四章。而葛洪等不能改此本章，遂减《道经》“道常无为”一章，继《德经》之末，乃云：“天以四时成，故上经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经五九四十五章。通上下经，以应九九之数。”严君平乃云阴道八、阳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其破章全与河上公不合。此又出自君平无所依据。[26]

　　上述两段文字，《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所收《老君实录》本（即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仅有两处不同，且俱见第一段：一者，“足”作“凡”；二者，“一百四十三章”作“百四十三章”[27]。很可能，它们是同一个本子的两个抄本。

　　上引《混元圣纪》那段文字，凡与《老君实录》（以《藏外道书》为据）不同者，尹志华几乎以前者皆非，而以后者为是。但果真如此吗？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通过比勘，我们无法得出凡有异文，则《老君实录》皆是而《混元圣纪》皆非的观点。上引一段文字有两处难以下判断的重要异文，一处是“上经第一，三十七章；下经第二，四十四章”，《老君实录》作“上经第一，三十四章；下经第二，四十七章”。另一处是“参传称”，《老君实录》作“今传称”。尹志华即据后一处异文，推断前一处异文《混元圣纪》之非和《老君实录》之是。这是他论证的重点或基石之一。他对这一异文的论证和推论既充满自信，又自以为颇具效力。尹氏认为“参传称《老子》八十一章”之“参”字，“应据《老君实录》校改为‘今’”，进而他说：

　　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刘歆《七略》原本记载的是刘向定著《老子》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谢守灏在引述时，误抄成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理由之一，晚于谢守灏的南宋道士董思靖在《道德真经集解序说》中记载的，也是刘向定著《老子》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董思靖在引《七略》之前，已先言河上公分《老子》为八十一章，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如果谢守灏对《七略》的引述有误，董思靖应该会产生怀疑，不会跟着误引。理由之二，谢守灏《老君实录》在引述刘向定著的《老子》上下经章数后，又说“今传称《老子》八十一章”，道经三十七章、德经四十四章。据此也可以知刘向定著本上下经的章数与通行本不同，否则谢守灏可以直接说据刘向定著本，何必又提“今传称”？正因为通行本跟刘向本上下经章数不同，所以要特别地说到“今传”本。至于明《道藏》本《混元圣纪》关于刘向定著《老子》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的说法，很可能是《道藏》的编纂者根据通行本更改的。[28]

　　在此，尹氏否认刘歆《七略》原文记载的是刘向定著《老子》上经37章、下经44章，而谢守灏在引述时误抄成上经34章、下经47章的那种可能性。为此，他列举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董思靖的引述与《老君实录》的引述相同；第二个理由是他认为《混元圣纪》的“参传称”错，而《老君实录》的“今传称”对，他并据此论证刘向定著《老子》原本必作上经34章、下经47章的划分。

　　先看尹志华所说的第二个理由是否正确。笔者认为，他所说的这个理由很可能是错误的。他认为“参”字误，“今”字对，并将“今传”理解为“今传本”，但他的这两点理解果真是正确的吗？俱非也！实者，“参”与“今”这两个字在形音义上俱不近，无缘致误。比较可能的解释是，明本《老君实录》的抄手由于不明白“参传称”之义，于是干脆删去了“参”字，而直接改为“今”字。毫无疑问，这个做法是很生硬、很鲁莽的。谢书下文云“《老子》有八十一章，共云象太阳极之数”，又云“《道经》在上，以法天之数奇，故有三十七章”，又云“《德经》在下，以法地，地数偶，故有四十四章”，它们都属于解释性文字，分明是“传”的方式，而不是所谓引述经文！故尹氏将所谓“今传”理解为“今传本”，非也。笔者注意到，虞万里先生对《混元圣纪》“参传称”三字已有解释。他将“传”字加上了书名号，并称：“谢所参之《传》即《犹龙传》之类。”[29]这个解释是恰当的，其见解显然远高于尹氏。另外，《混元圣纪》或《老子实录》下文凡提及《老子》传本，一般带“本”字以称之。总之，尹氏所说的第二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再看尹志华所说的第一个理由是否可靠。尹氏说：“董思靖在引《七略》之前，已先言河上公分《老子》为八十一章，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如果谢守灏对《七略》的引述有误，董思靖应该会产生怀疑，不会跟着误引。”首先，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先作交代，谢氏见到了那段《七略》文字，但董氏未必亲见到，他很可能是以谢书为据来转抄这段文字的。这一点，通过比较谢、董二书即可以推断出来。尹氏在叙述中一方面说董思靖亲见到了那段《七略》原文，另一方面又暗中承认董氏见到了谢书，然则董氏到底是摘抄了谢书的引述，还是真的独自见到了那段《七略》文字呢？其次，如果谢氏的引述有误，那么董氏为何就一定“不会跟着误引”呢？尹氏对此的回答大概出于推测，而非出于逻辑上的必然推断。事实上，董思靖没有特别交待“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与通行本（河上公本）“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的关系，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简言之，他没有作任何澄清或声明。不但如此，两种《老君实录》也没有为此作出特别的交代。而董氏会不会跟着“误引”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他的校勘或抄录态度。最后，董思靖对“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的引文是否产生过怀疑呢？这是一个可以揣测的问题。董氏《道德真经集解序说》的原文是这样的：

　　○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应太阳之极数。上经三十七章，法天数奇；下经四十四章，法地数耦。○刘歆《七略》云：刘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而葛洪等又加损益，乃云：“天以四时成，故上经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经五九四十五章。通应九九之数。”○清源刘骥曰：矢口而言，未尝分为九九章也。○严遵以阳九阴八相乘为七十二，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王弼合上下为一篇，亦不分章。○今世本多依河上章句，或总为上下篇。[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