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论的数理：“数”的解释与古书篇章数的编撰
（一）对于古书中“数”的解释
利用“数”的哲学观念（宇宙论数理）对古书作解释或论证，这是古人常用的手法之一。人们相信，数字本身即具有天道或宇宙论的含意，而此含意可以通过宇宙论的数理表现出来，在方法上具体是通过所谓“法象”或“人副天数”之说来作论证的。董仲舒说：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吾闻圣王所取，仪金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三人而为一选，仪于三月而为一时也；四选而止，仪于四时而终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班固撰集的《白虎通》曰：
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质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卷一《爵》“爵有五等三等之异”条）
在经学家看来，官制、身体、爵号、佾舞、明堂等皆有法，它们通过法象天地之数、天文之数和历法气象之数（即所谓天道之数）而完成了自身存在之合理性的论证。
不但如此，古人对于经书的意涵也作了大量类似论证。就揲蓍法的合理性，今本《周易·系辞上》是这样说的：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这段引文以宇宙论的数理论证了大衍筮法的合理性。对于古人而言，以天道（宇宙论）来论证人道，这是非常必要且非常自然的事情。在上述引文中，整个揲蓍求策成卦的过程都与历数相合，如“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经过如此论证，在古人看来，《易》道即“可与祐神”矣！《易纬·乾凿度》对于揲蓍成卦的过程也作了解释，但其解释在思想性质上不同。《乾凿度》卷上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对《系辞传》“《易》有太极”四句话，《乾凿度》作了哲学化的解释，认为它们与元气、天地、四时和八方八时的宇宙生成论相对应。而《乾凿度》之所以作出此种解释，与汉代进入了元气宇宙生成论的宏观思想背景大有关系。
对于卦爻画的生成根据和来源，今本《易传》是这样说的：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才）之道也。（《系辞下》）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说卦》）
这两段话都以天、地、人的三才说解释了三画卦（经卦）的来源和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以“兼三才而两之”来解释六画卦（别卦）的生成及其宇宙论含意。毫无疑问，上述两段引文属于哲学化的解释和论证。
（二）对于古书篇章数的解释
古人不但借助于“数”的哲学观念论证了人自身之存在意义及解释古书之数字涵义，而且进入汉代，经师们普遍相信“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论衡·正说》）的说法，认为古书的篇章数包含着天道观或宇宙论的含意。相应地，古人即根据天道观的数理来编撰或定著古书的篇章数。
据《论衡·正说》篇，汉代经师对于《春秋》文本的构成是这样说的：就十二公之义，有的经师说“法十二月也”；就二百四十二年之义，有的经师说此数“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有的经师说其为“赤制之中数”，有的说它体现了“人道浃，王道备”。不过，王充本人是不信这些说法的，故他在《论衡·正说》篇中作了批评，否定所谓法象之说。
就《周易》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的结构，《易纬·乾凿度》卷上是这样说的：
（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为上下，象阴阳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
这段话亦见于《京氏易传》卷下。《乾凿度》以“阳三阴四”之说解释了《周易》之所以分上下经为三十和三十四卦的根据。所谓“阳三”，指“三十”之“三”，“三”数为阳数；所谓“阴四”，指“三十四”之“四”，“四”数为阴数。作者的论说以“阳三阴四，位之正也”为根据，而对此根据，郑玄《注》进一步解释道：“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所出也。又圆者径一而周三。四者，乃西方之数，西方日所入也。又方者径一而匝四也。”[②]这其实是援引《京氏易传》卷下的有关文字来作注释的。在此，郑《注》持两说，一说以五行图式，即所谓“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所出也”，“四者，乃西方之数，西方日所入也”是也；一说以盖天说，即所谓“圆者径一而周三也”，“方者径一而匝四也”是也。后一说，即《周髀算经》卷上所谓“圆出于方”之说[③]。郑玄以前一说为正，而以后一说为副，这是不恰当的。实际上，三为东方之数、四为四方之数，是在战国中晚期产生出来的观念。而盖天说在殷周之际乃至更早已经产生，因此以盖天说的数理来解释《周易》之所以分上下经为三十卦和三十四卦，这一做法更为恰当。
就《尚书》“二十九篇”之数，汉代经师是这样说的：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论衡·正说》）
根据这段《论衡》引文，汉代经师将《尚书》“二十九篇”之数予以天道化，认为此数体现了宇宙论的数理。其具体解释办法是法象“北斗”和“四七宿”，即：二十八篇法象二十八宿，余一法象北斗。这种做法，在经师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并通过这一做法，经师们将经典神圣化。王充反对“二十九篇独有法”的俗儒之见，不同意《尚书》二十九篇之数是根据所谓宇宙论的数理来设定的，这是对的；但是他又一概反对法象之说，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许多古书的编撰就是受到天道观数理之直接影响的结果。
（三）对古书篇章数之设定的影响
“数”的哲学观念，或者说宇宙论的数理，对于某些古书的编撰特别是对其篇章数的构造产生了重要影响。《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曰：“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故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之此。”“书者以十为终”，这是董仲舒的观点。司马迁撰《史记》，凡一百三十卷，班固撰《汉书》，凡一百卷，二书的编撰都受到了此说的影响。不但如此，《史记》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汉书》由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组成，这些情况都体现了汉人天道观数理的认识。杨希枚曾探讨了“神秘数字”对于古籍编撰的影响，并举出了若干例子[④]。其所谓“神秘数字”，其实并不神秘，即笔者所谓宇宙论的数理。今综合杨氏的成果，下文再举三例以见之。
（1）《吕氏春秋》由《十二纪》《八览》《六论》构成，“八”“六”属于地数，不但象征地道柔顺之德，而且合于古人八方、八节和六合的时空观。关于《十二纪》的构成根据，《吕氏春秋·序意》篇曰：“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即所谓天圆地方之说。盖天说天三地四，三四一十二，即吕氏编撰《十二纪》的根据。每一纪各有五篇，共六十篇。五、六之数，符合天五地六之说，而“六十”不但合于一甲子之数，而且合于董仲舒所谓“书者以十为终”的法则。
（2）《淮南子》由二十篇组成，其二十篇的设定有两个根据。一者，《淮南子·要略篇》曰：“凡属书者……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二十篇之数即据四时五行之积设定。二者，《淮南子·要略》曰：“诚通乎二十篇之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二十篇之数即据“九野”“十门”和“一世”之数设定。当然，二十篇之数同样符合董仲舒所谓“书者以十为终”的法则。
（3）扬雄模仿《周易》造《太玄》，其书之制受到了浑天说、盖天说、《太初历》和《三统历》之数理的严重影响。对此，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下》中说得很清楚：“于是辍不复为，而大潭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泰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玄首四画，以三为进，这体现了盖天说天三地四的数理；总为八十一首，这体现了浑天说的数理。同时，以三为进，乃《老子》“三生万物”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