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研究领域，人们对于“数”的认识长期不足。而这个不足，特别表现在对于“数”的哲学观念及其意义的认识上。笔者之所以对“数”的哲学观念颇感兴趣，源于近年对早期《老子》文本之经典化的探讨。梳理早期中国“数”的哲学观念之形成和发展，并由此论述其在古典文本特别在《老子》文本之经典化问题中所起的作用，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任务。
“数”的哲学观念的形成
“数”是人类凿开混沌、认识世界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中国古人很早即认识到“数”的重要。“数”作为言说方式、思维方式和哲学思维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受到了古人的高度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数”的哲学思维方式，是笔者在本节论述的重点。
（一）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数”：“数”的哲学观念的形成
严格说来，任何一个数字，特别是从一到十的这十个数字，都可以成为哲学思维方式之“数”的观念。“数”如何可能成为哲学的思维方式？这与早期中国哲学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
其一，数“一”至数“十”上升为宇宙论观念，构成所谓哲学思维的基本元素。《周易·系辞传》将一至十这十个数字分为两类，一类为天数，指一、三、五、七、九这五个数字；一类为地数，指二、四、六、八、十这五个数字。这是通过天地观念将从一至十这十个基本数字宇宙论化了。天数和地数，可能在战国中期或晚期开始称为阳数和阴数。而与此同时，可能受到五行方位图式的影响，天地之数被图式化了。《周易·系辞上》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此后，天地之数即成为数原，通过经学在汉代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宋人又借助生成数的观念，将天地之数设定为所谓《河图》《洛书》的数原。而图书之学是宋代易学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大约在战国中期，阴阳观念深入到《周易》文本的构造之中，七、八两画变身为阴阳爻画，于是易学本含的二元思维方式遂演变为阴阳哲学的思维方式。《系辞传》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周易》哲学及先秦宇宙论哲学的最高表达。与此同时，阴阳观念本身即蕴含着二元的观念，并随其不断宇宙论化，而上升为哲学的思维方式。在古代，哲学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宇宙论或宇宙生成论。
其三，五元的思维方式上升为哲学观念，经历了一个过程：先是五材论，中经“和实生物”论、五行生克论等环节，最后在战国中晚期形成了所谓五行图式。（1）《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同书《昭公十一年》曰：“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这是五材论。“五材”的观念起源于《尚书·洪范》篇。（2）《国语·郑语》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实生物”是由史伯提出来的，其法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其中“土”为“五行”之“中”。（3）在上引《国语·郑语》“和实生物”一段文字中，如果将“土”置于“金、木、水、火”的中间，那么此即构成了五行相克的次序——金、木、土、水、火。而由此可知，五行相克次序的观念应当产生很早。五行相生次序产生于战国时期。《管子·四时》篇曰：“春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夏气曰阳，阳生火与气；中央曰土，土为火之子，故摄于夏；秋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冬气曰寒，寒生水与血。”所谓春气、夏气，为阳气；所谓秋气、冬气，为阴气。春气生木，夏气生火，秋气生金，冬气生水，此即包含了阴阳生五行的观念，且木、火、土、金、水五行成相生之序。（4）五行图式的正式形成在战国晚期，《吕氏春秋·十二纪》集其大成，并被《礼记·月令》等所继承。《吕氏春秋》将阴阳与五行关联起来，把四时、五方与五行搭配起来，建立了以“五行—五位”为基础而将五数、五色、五音、五虫、五脏等纳入其中的宇宙结构图。这个结构图可以扩展，将其他因素纳入其中，形成一个更复杂、更开放的时空场或世界图景。此外，由五行相胜说（与五行相克说不同），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成为了战国晚期至汉代论证改朝换代之合理性最有力的一套新天命学说。
其四，《老子》和《易传》各有一段用“数”来表示宇宙生成过程的文字。通行本《老子》第42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一”到“万”，这是一个从本根生成万物的过程。其中的“一”“二”“三”后来都被哲学观念化了，其中“三生万物”在汉代上升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表示万物、万数生成的倍数法则，这可以参看《淮南子·天文》《老子指归·生也柔弱篇》《太玄·玄莹》和《汉书·律历志》等书篇。《周易·系辞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几句话本来是讲成卦过程的[①],但在汉代以后人们常常以宇宙生成论解释之。
（二）刘向、刘歆对于“数”的哲学思考
在汉代，对“数”最为重视的学者是刘向、刘歆父子，二人对“数”作了深入的哲学思考，而他们的思考即保留在《汉书·律历志》中。归纳起来，刘向、刘歆“数”的哲学观念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汉书·律历志》表明，刘歆提出了“数者，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的观点，认识到“数”是人类用来规范宇宙万物（包括人）的一种普遍存在，深化了中国古人对于“数”之存在本性的认识。在《律历志》中，刘歆以“数”为基础将五声、度量衡、三统三正和历数关联起来，宇宙由此变成了一个以“数”作联系和规范的系统。不仅如此，他对于数的论述除了具有浓厚的宇宙论意味外，还具有一定的本体论色彩。第二点，《汉书·律历志》表明，刘歆认为包括律历数在内的万数，皆源于天地之数或大衍之数。《系辞上》说：“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刘歆对这两句话深信不疑，将其看作五声六律和历数生成的本原，认为“天地之数”本身已包含着黄钟之数、林钟之数和太族之数（即三统之数）。而在天地之数中，刘歆最重视中数五六。他认为中数五六是“数之常”，表示“天地中合”的存在状态，与“函三为一”的“太极元气”相应，因此中数五六是万数之母。“大衍之数”的说法亦见于《周易·系辞上》。《律历志上》说：“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刘歆在此阐明了大衍之数与宇宙论数理的关系。换一句话说，大衍之数的神妙功用即以宇宙论数理为支撑和保证。
总之，“数”不但是古人的重要思维方式，而且是古人用来表示哲学观念的重要手段。从二元思维到阴阳哲学观念，从五元思维到五行思维图式，以及从对“道生一”到对“《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解释，“数”在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中的重要性变得愈来愈重要。进入汉代，“数”进一步深入到宇宙论的建构中，随着宇宙学说和历法的改变，刘向、刘歆对于数的哲学思考不但带有浓厚的宇宙论色彩，而且具有一定的本体论意味。同时，随着经学在汉代的展开，宇宙论的数理（或天道观的数理）对于古书的解释和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到古书的经典化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