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4～1849）　清中叶学者、政治活动家。字伯元，号云台，一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颐性老人，谥文达。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以翰林院编修，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外而累官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内而迭任詹事府詹事、都察院都御史、诸部侍郎、尚书等。道光十八年（1838），以体仁阁大学士告老还乡。晚节自重，著述以终。

　　学术主张　阮元幼承家学，其父承信，熟悉史籍，究心《资治通鉴》，教以“读书当为有用之学，徒习时艺无益也”（《研经室集·湘圃府君行状》）。后相继问学于乔椿龄、李道南。乔、李皆通经术，为一方特立独行之儒。家学师教，确立了阮元早年的为学藩篱。自乾隆四十五年起，在扬州及京城陆续结识经史学家凌廷堪、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等，为一时学术风气习染，训诂治经，终身不改。他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断言：“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因而主张治经应“推明古训，实事求是”。指出：“余之学多在训诂，甘守卑近，不敢矜高以贤儒自命。”（《雷塘庵主弟子记》）在他看来，汉代经师去古未远，所以其训诂说经最为可信。他说：“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研经室集·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虽推尊汉儒，表彰汉学，但却不做无谓的汉宋学门户之争，既主张“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解文字、考古训于仓雅”，又主张“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研经室续集·学海堂集序》）。指出：“圣人之道，譬若官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研经室集·拟国史儒林传序》）

　　学术活动　乾隆末，阮元初入翰林院，即奉敕编《石渠宝芨》，校勘《石经》。任山东学政，留意金石碑刻，主持纂修《山左金石志》。嘉庆初，奉调浙江，倡议并主持编纂《经籍籑诂》《畴人传》《淮海英灵集》《两浙輶轩录》《两浙金石志》《十三经校勘记》《经郛》《皇清碑板录》诸书，立“书藏”于杭州灵隐云林寺。创建诂经精舍，集两浙有志经学者于其中，风励实学，作育人才。汇编汉学著述，辑刻《文选楼丛书》。又集《四库全书》未收诸书，主持撰写《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后再入翰林院，兼任国史馆总辑，创编《儒林》《文苑》二传，开整理当代学术史风气之先声。嘉庆十九年（1814），巡抚江西，刊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嘉庆、道光间，总督两广，沿诂经精舍规制，创学海堂，提倡经史，表率一方。主持重修《广东通志》，编写《粤东金石略》《两广盐法志》。赞助刊行《国朝汉学师承记》，辑刻《皇清经解》《江苏诗征》等。

　　成就及影响　阮元博学多识，尤长考证。以研治经学为主，博及史学、金石、考古、方志、谱牒、舆地、天文、历法、数学、音韵、文字、目录、诗文诸学。著述宏富，多达30余种，数以百卷计。除前述主持编纂诸书之外，主要著述尚有《三家诗补遗》《考工记车制图解》《曾子注释》《诗书古训》《性命古训》《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定香亭笔谈》《小沧浪笔谈》等。诗文杂著，自道光三年起，辑为《研经室一集》《二集》《三集》《四集》《续集》《外集》《再续集》刊行。虽不以专学名家，但主持风会，倡导扶助，其学术组织之功实可脾睨一代。一生或治理封疆，或为官卿贰，清廉勤政，多有惠声。历官所至，究心学术，振兴文教，嘉庆、道光间，俨若一时学术盟主，有“一代经师，三朝耆1日”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