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8～1801）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浙东史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原名文敩，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进士。

　　生平　章学诚受家学影响，天性好史，及长，从山阳刘文蔚、童钰游，学遂日进。乾隆二十五（1760）、二十七年，两次赴京应顺天乡试，皆落选，便入国子监读书。乾隆三十年再赴京应顺天乡试，仍不录，乃就学于大兴朱竹君（筠），结识考据大师戴震，对其治学有相当影响。在京数年，将二十一史“铅丹往复，约四五遍”。发现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便立志要“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讨论笔削大旨。萌发了作《文史通义》、评论二十一史之思想。乾隆三十三年，四应顺天乡试，中副榜。是年其父卒。因“家贫亲老”，为生活计，曾为座师秦芝轩校编《续通典》之《乐典》，并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乾隆三十六年，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学政，章与邵晋涵、洪亮吉等均被延致幕中。自此，章、邵相立论史，契合隐微，成为挚友。同时，开始撰著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文史通义》。其间，应和州知州刘长城之聘，第一次根据自己的方志理论编修了《和州志》。乾隆四十二年主修《永清县志》。次年，以41岁中进士。因“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乃返永清，续修《永清县志》。该志的修成，使其方志理论在朋友中广为流传，并在当时产生一定的影响。约于此时，也在撰写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通义》。乾隆五十二年，在毕沅支持下，前往归德，主讲于文正书院，并于开封主持编纂《史籍考》。洪亮吉、凌廷堪、武億等人均参与其事。不久又因毕沅调任湖广总督而中止，继而修了《毫州志》，其间著成如《原道》《原学》《博约》《经解》等重要篇章。乾隆五十五年，《史籍考》再次开馆于武昌，之后五年，除主编《史籍考》外，还为毕沅主修《湖北通志》，参与毕沅主编的《续通鉴》工作，个人著述亦未中断。晚年，挚友邵晋涵去世，两人共著《宋史》之愿付诸东流。嘉庆五年（1800），因贫病交加，双目失明，但仍坚持著撰。《文史通义》的重要篇章《浙东学术》即完成于此年。此后不久病逝。

　　寓致用于学术　章学诚生当“乾嘉盛世”，时值考据风盛行。作为浙东史学派殿军，章学诚不怕“逆于时趋”，另辟蹊径，独立从事历史哲学的研究，希望对时风“有所救挽”。其竭毕生精力，留下大量著作。代表作《文史通义》，前后相续二十余年，史观明确，史论系统。自述“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焉”（《章氏遗书》卷二十九《上尹楚珍阁学书》）。寓致用于文史，寓致用于学术，这是章学诚为学之宗旨，以此为当时及后世治文史者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宋学，也不同于汉学的道路。

　　“事势自然”和“六经皆史”的史学观　章学诚主张历史进化论，认为从天地生人而有道，中经三人居室而道形，部别班分而道著，并列立仁义忠孝之名，树刑政礼乐之制，表明人类社会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非人为而就，是“事势自然”，“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至于圣人之作，如周公，在“经纶制作”方面，能集千古之大成，“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而是“时会使然”。其生“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故“时会适当然而然”。指出圣人只有顺应历史之必然趋势，才能有所作为，“势有所尽，理有所正，虽圣人有所不能强也”（《文史通义·博杂》）。学术上，继承清初“通经致用”的传统，提出六经皆史、史以经世，认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文史通义·易教》）；古代无经史之分，“《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章氏遗书》卷五《论修史籍考要略》）；而三代学术知有史不知有经，“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主张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把治经引向治史。强调“作史贵知其意”，学术必须“经世。”指出“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文史通义·内篇五》），即学问必须与社会人事相结合，为解决社会人事问题服务。所谓“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文史通义·与史余村》）。治学上，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提出“为学之要，先戒名心”，“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学贵博而能约”，“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

　　著作　章学诚的全部著述，由吴兴刘承干搜集编成《章氏遗书》30卷，《章氏遗书》外编31卷。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章氏遗书》本重新排印。1985年文物出版社据吴兴嘉业堂刘承干刻本断句影印，并附王秉恩所著《校记》1卷，改书名为《章学诚遗书》重新出版。

　　影响　章学诚不但对史学、经学做出了显著贡献，而且在历史编纂学、方志学等方面也获得了很好的成就，对后世的学术有相当影响。章氏所提倡的史德，至今仍为史学界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