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6～1798）　清代诗人、文学理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曾任江宁知县。30余岁即弃官闲居，“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清史稿》本传）。著述凡30余种，如诗文集《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续诗品》等，汇刻为《随园集》。

　　疑经思想　袁枚思想洒脱，“任天而动”，对儒家经典持有大胆怀疑精神，尝云：“六经中唯《论语》《周易》可信，其他经多可疑。疑非圣人所禁也，孔子称多闻阙疑，又称疑思问。……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孙自宜听受，然未必其言皆当也。六经之言，学者自宜参究，亦未必其言皆醇也。”（《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答定字第二书》）。他也像明代的李贽及清代的章学诚等人那样，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他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史学例义序》）。对宋儒的二重人性论，他也指出其错误，并特别批驳宋儒离情而求性的观点。他说：“宋儒分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大谬。无气质则义理何所寄耶？亦犹论刀者不得分芒与背也，无刀背皆芒也无有矣。”（《读外余言》卷一）这实有类似颜元的“若无气质，理将安附”的意思。他主张以情求性，主张义理之性依存于气质之性，就是肯定人的现实情感和欲望，肯定人的物质生活。他对儒家名教，也采取不赞成之态度。对儒家排斥异端，也予反对。他对儒、释、道各家都采取宽容而超脱的态度，颇有学术平等之思想。

　　抒写性灵的文学论　《清诗稿》本传说袁枚“天才颖异，论诗主抒性灵”。抒写性灵，是袁枚的文学主张。《随园诗话》中，关于抒写性灵之论处处可见。如：“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五）“必欲繁例，狭其径，苛其条规，桎梏其性灵，使无生人之乐，不已慎乎？”（《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使人夭阏性灵，塞断机括，岂非诗话作而诗亡哉！”（《随园诗话》卷八）何为“抒写性灵”？他说：“尝谓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故曰：‘诗言志。’又曰：‘修辞立其诚。’然而传巧不传拙，故曰：“情欲信，词欲巧。’又曰：‘神也者，巧万物而为言。’古人名家鲜不用此。今人浮慕诗名而强为之，即离性情，又乏灵机，转不若野氓之击辕相杵，犹应风雅焉。”（《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钱玙沙先生诗序》）关于“抒写性灵”的要点，大致可分为“性情”“灵机”“著我”三点。袁枚以这三点为中心，广泛论述了文学的各种问题，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文学理论。

　　对正统封建文学观念的批判　在清代的诗歌论坛上，先后出现过4种主要的文学主张。除袁枚的“性灵”说外，尚有康熙年间王士祯的“神韵”说，雍正、乾隆年间沈德潜的“格调”说，嘉庆间考据学者翁方纲的“肌理”说。这后3种理论，虽旨趣不同，但却代表了清王朝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主张，都可归为官方诗论或官方认可的诗论。对这3种正统论，袁枚进行批评。他对王士祯的“神韵”说，嫌其假，深表不满；对沈德潜的“格调”说进行了批判，特别对沈德潜的文必关乎教化、温柔敦厚的主张，批判尤力；对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讽刺他是“天涯有客号谂痴，误把抄书当作诗”（《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七《仿元遗山论诗》之三十八）。现在看来不能说这3种理论无可取之处，但比较而言，袁枚的“性灵”说，代表了当时的文学进步主张，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它是清中叶以来再度萌动的反传统、反封建的社会思潮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是明清实学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