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1704）　清初政治思想家。初名大陶，后改甄，字铸万，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县）人。顺治丁酉（1657）举人，仕山西潞安府长子县（今长治市长子县）知县。为政清廉，关心民瘼，政绩甚佳，有“山西循良之冠”的美称。但在职仅十月，即因与上司不合而被免职。后曾避“燕、滑、汝、淝”之间。忍辱、困厄，备受艰辛。为生活计，曾经商、为牙（经纪人）于吴市。后从事著述，卖文为生，生活状况十分悲惨，家仅三数椽，萧然四壁，炊烟尝绝，死后至无费埋葬。唐甄的主要著作是《潜书》。另外尚有《春秋述传》《毛诗传笺合义》及诗文、日记等，惜均已散佚。

　　唐甄哲学、政治思想和改革主张有以下几方面。

　　尊孟（轲）法王（守仁）又重事功　唐甄在哲学思想上，具有明显的心学的倾向。他的论学著作，多有发挥孟子心性学说和王守仁的致良知说的篇章。他认为自尧舜以来，得儒学心传者，孟子、陆九渊、王守仁三人而已。在他看来“心”“性”“良知”实为一物，可综合称之为“道。“道”为万物之原。分而言之，“性”“心”皆可为万物之原。从而主张“天地万物在我性中”（《潜书·宗孟》），“心具天地，统万物”（《潜书·良功》）。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只有“知行合一者”才是“致知之实功”（同上）。但是，唐甄反对只谈心性不讲事功。他批评宋儒“精内而遗外”（《潜书·有为》），所谓“天地吾心，万物吾体”不过空理并无实事，“汤武可法，桀纣必伐”（《潜书·良功》），也皆空言，并非实行。在他看来，修养心性的目的，主要在于建立事功，即所谓“功不见非性”（《潜书·有为》）。

　　抨击君主专制　唐甄政治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抨击与批判。他把专制君主视为贼，“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他说，平时若有人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人人皆称其为贼。而帝王杀天下之人而尽取其匹布斗粟之富，反而不称其为贼，毫无道理。他认为在封建社会“杀人者众手”，而背后“实为天子之大手”（同上）。他藐视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自称“不敢言君臣之义”，“君臣之伦不达于我”（《潜书·守贱》），斥五经为“家人之言，阊巷之语”（《潜书·五经》）。主张“不翻十三经之文，不稽二十三代之法”（《潜书·尚治》）。唐甄的这些思想，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因素。

　　平等富民的改革论　唐甄有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主张，归纳起来，为“抑尊”“平等”“富民”三大纲领。封建社会，尊莫过于天子，但唐甄认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潜书·抑尊》）。他要求位在人上者，必处人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唐甄的“抑尊”思想，是从他的平等思想引申出来的。他认为人类生而平等，“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潜书·大命》）。他主张君臣、父子、夫妇，都应该是平等的。他反对官吏欺压平民百姓。他提出应当让“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他提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潜书·存言》）的思想，并且指明“富在编户，不在府库”（同上）的富民原则。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富民措施，如革除“忘民”“弃民”“虐民”“攘民”之官吏；实行“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潜书·富民》）的经济政策；农业、手工业、商业同时发展；改革货币，以铜钱代替银币。这些措施，是针对当时社会弊病提出来的。

　　影响　唐甄的思想，在当时即有较大影响，当时的思想家魏禧、梅文鼎等人皆对其有较高评价。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反封建的任务日益突出，梁启超、章炳辟等人把他同黄宗羲相提并论，十分推崇。就其思想中的启蒙因素，他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