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7～1705）　清初学者、思想家。字中孚，号二曲，一号惭夫，又自署二曲土室病夫，学者尊为二曲先生，陕西盩厔（今周至）人。他出身寒微，明末，其父应召从军，兵败身亡。李颙母子纺纱织布、拾薪采蔬以自给，饥寒交迫，艰苦备尝。谋生之暇，在其母课督之下，他以古人为师，发奋自学。无钱购书，便向藏书之家借阅；无师授业，则逢人问学请益。入请，隐居不仕。先是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撰为《帝学宏纲》《经世蠡测》《时务急著》等，试图有一番实际作为。后见复明无望，遂以“明学术，正人心”为己任，专意讲学课徒，足迹遍布关中，远播江南。在清初学术界，李颙以昌明关学得名，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然而清廷几度征聘，皆为他所断然拒绝。康熙十七年（1678），陕西地方当局再荐李顺应博学鸿儒特科，他一如既往，宁死不从。四十二年，康熙帝西巡，传旨召见，他依然推病不出。

　　李颙生当明清鼎革，随着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际的变迁，他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发展过程。李颙之学自王阳明心学入，鉴于晚明王学末流的空疏，他先以“悔过自新”为学术宗旨，继之合本体与功夫为一堂，会通程、朱、陆、王，力倡“明体适用”，从而形成个性鲜明的学术体系。在形成李颙思想体系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积极的主题，这便是“救世济时”。作为一种面对现实的经世学说，以“明体适用”为核心的李颙思想体系，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首先，它表现为恢复儒学经世传统的努力。李颙以“经纶万物”为“儒”的天职，对“儒”的内涵做了明确规定，他说：“德合三才之谓儒。天之德主于发育万物，地之德主于资生万物，士顶天履地而为人，贵有以经纶万物。果能明体适用而经纶万物，则与天地生育之德合矣，命之曰儒不亦宜乎。”（《二曲集·盩厔答问》）因此，李颙认为经世致用是儒学宗旨。他指出：“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自宗传晦而邪说横，于是一变而为功利之习，再变而为训诂之习。浸假至今，则又以善笔札、工讲诵为儒当然。愈趋愈下，而儒之所以为儒，名存而实亡矣。”（同上）其次，针对清初理学营垒韵门户纷争，李颙提出了“道学即儒学”的见解，对一时学术趋向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李颙的“明体适用”学说，以其“体用兼该”的完整主张，对宋明以来理学家重体轻用，乃至空谈性与天道，无视国计民生的积习，进行了鞭挞。在还原儒学经世传统的努力中，他进而指出：“道学即儒学也，非于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学也。”（《二曲集一授受纪要》）这就是说，道学并非性理空谈，其本来面目应当是平实的儒学，是“明体适用”之学。这一见解与清初学者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的主张相呼应，通过对理学的积极修正，使李颙的学说同清初批判理学的思潮合流，从而跻身时代潮流的前列。再次，以“明体适用”为基本特征的李颙学术体系，自读“明体适用”之书始，通过“识心悟性，实证实修”，讲求“经济实学”，最终达到“明学术，正人心”，“开物成务，康济群生”。这样一个虚实相济的为学过程，始终贯穿“道不虚谈，学贵实效”（《二曲集·体用全学》）的务实学风。它对明末的空疏学风是一个有力的否定，对清初务实学风的形成，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颙的务实学风，与其傲岸的人格相辉映，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清初学术舞台上的卓然大家。

　　李颙一生无意著述，早年所著《帝学宏纲》《经世蠡测》《时务急著》及《十三经注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等，皆已不传。保存至今者，仅有《二曲集》《四书反身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