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1～16 71）　明清之际的学者、哲学家和科学家。桐城（今属安徽）人。字密之，号曼公。

　　生平　早年目睹社会危机，愤世疾俗，纠集志士，投身改革，自负要“以三尺许国”（《愚者大师传》）。崇祯七年（1634）至南京，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接武东林，主盟复社”，以文章动天下，时称“明季四公子”。崇祯十三年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李自成攻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曾为郭营所得，乘机逃脱。辗转浙江、福建，投奔南明又受到阮大铖的中伤，逃至南海（今广州市）改名吴石公，别号愚道人，以卖药为生。桂王于1646年在广东肇庆称帝，任命方以智为詹事府左中允，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又被太监王坤诬劾免职。永历三年（1649）超拜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固辞不受。清兵入广东，下令搜索方以智。为避搜捕，他在悟州（今梧州市）削发为僧，法名大智，字无可，别号弘智、药地、浮山、愚者大师等。后北返，在金陵（今南京）天界寺奉曹洞宗的觉浪道盛（天界丈人）为师。在高座寺看竹轩潜隐著书。顺治五年（1648）因诗文犯忌，被诬下狱。清康熙三年（1664）为吉安（今吉安市）青原山净居寺主持。康熙十年，被人告发，粤中行文索往，死于解往广州的路上。关于方以智死因，说法不一，有待考证。

　　学术思想　方以智一生坎坷，而学识渊博，对于哲学、经学、医学、艺术都有系统研究。“年十五，群经史子略能背诵，博涉多奇，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药卜，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桐城耆旧传·方密之传》）。他不仅通晓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对当时刚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也做了广泛的考辨。曾说：“古今以智相积……考古所以决今……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析中其间，岂不幸乎！”（《通雅·考古通说》）自言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烹炮一炉。

　　方以智把整个学术区分为“质测”“通几”和“宰理”三类。“质测”是研究物理，概指自然科学。“质”指实物，“测”是考察，即对于实际事物进行考察，以发现其法则。“通几”的几，指细微的变化，“通几”即研究事物变化的深微根源的学问，概指哲学。对于“质测”和“通几”的关系：①认为“通几”应以“质测”为基础，“质测”之学的具体知识中就蕴含着“通几”之学的原理。②认为“通几”之学可以克服具体科学的片面性，并起指导作用。质测与通几是相辅相成的。关于“宰理”，他认为是“专言治教”，即社会政治观点。他批判当时流行的宋明道学家不懂科学。“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通雅》卷首一）。（见质测与通几）

　　在哲学上，因方以智具有较好的自然科学知识，故建立了气一元论唯物主义自然观。他把宇宙间存在的一切现象，都说成是客观的物：“通天观地，天地一物也。”“盈天地间皆物也。”（《物理小识·自序》）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统一客观的物。他分析构成“物”的统一基础是“气”。他认为：“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虚，固是气；实形，亦气所凝成者。”（《物理小识》卷一）虚实及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气，气是万物的原始物质。他还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矛盾和矛盾运动的辩证观点，指出：“一不可量，量则言二，曰有、曰无两端是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因二以济。”（《东西均·三征》）他不仅承认矛盾及矛盾的运动，而且承认矛盾两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方以智还提出了交轮几的特殊命题，指出：“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轮也者，首尾相衔也；……几者，微也，危也，权之始也，变之端也。”（同上）交即对立两端的相互渗透，相互交感；轮即对立两端相互推移；几是变化的微妙契机和变化的源泉。

　　在人的认识问题上，方以智提出“学天地”“辨物则”“即物求理”的观点。他称人认识事物是“心物交格”，即人心要与认识对象发生交感，才能取得认识。根据当时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他所说的心，已指明是人脑：“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质而稽之，有生之后，资脑髓以藏受也。”（《物理小识》卷三）他认为认识世界，就要“学天地”，“人在此天地间，则学天地而已矣”（《东西均·奇庸》）。而学需要“觉悟交通”的过程。他说：“可信学也者，觉悟交通，谦习、躬效而兼言之者也。”（《通雅》卷一）觉是指人的感官与外界事物接触，取得材料；悟是指对所取得的材料，进行分析理解。把觉与悟结合起来，“觉悟交通”才能取得正确认识。还要将其付之实施，考察实效。他还指出“辨物则”“即物求理”的认识方法。他认为理寓于事物之中，“至理不测，因物则以征之”（《物理小识》卷五），“舍物则，理亦无所得矣，又何格哉”（《物理小识》总论）。通过事物，才能认识事物之理，理是事物之理，舍物言理，则无所得。方以智还分析了认识过程中的多种矛盾，如博与约、偏与全、疑与不疑。他说：“学惟古训，博乃能约。当其博，即有约者通之。博学不能观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贵书簏乎？”（《通雅·自序》）博为广泛观察事物现象，约是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找出一般特征；“偏与全”的关系，他提出偏而精、小而全的主张。“凡学非专门不精，而专必偏，然不偏即不专，惟全乃能偏。偏而精者，小亦自全。”（《东西均·全偏》）只重全则流于浅泛，只重偏则妨碍全博；对疑与不疑的关系指出：“善疑者，不疑人之所疑，而疑人之所不疑。新可疑，旧亦可疑，险可疑，平更可疑。……旧而新者，新遂至于无可新，平而险者，险遂至于无可险，此最上善疑者。入此谓之正疑。”（《东西均·疑何疑》）认为人的认识是从疑到不疑的深入过程，旧疑解决了，新疑又产生，逐步解决疑难，做到由疑到不疑。方以智哲学思想也有较大的局限性，在有些方面，滑向了唯心主义。如：“心大于天地，一切因心生者，谓此所以然者也。”（《东西均·象数》）“离物无心，离心无物。”“谓之心者，公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俱在此公心中。”（同上）这与其气一元论的思想是矛盾的，是对气唯物论的否定。

　　著作　方以智著作丰富，除著《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外，还著有《浮山前后集》《药地炮庄》《易余》《性故》《一贯问答》《愚者智禅师语录》《博依集》《膝寓信笔》等，其中有些是抄本。

　　沉浮　方以智与黄宗羲、王夫之是同时代人，而且三人有过交往。但《明儒学案》未载方以智，此后《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清儒学案》《清学案小识》也不载。只有《清史稿》将方以智归入《隐逸传》。正因如此，方以智的学术思想被湮没300多年，直到1957年经侯外庐挖掘探讨，才受到学术界重视，但评价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