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1992）　中国现代哲学家。字自昭，四川省金堂县五凤乡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十九日（1902年9月20日），卒于1992年9月23日。

　　生平　贺麟出身于一个乡绅家庭。自幼深受儒学熏陶，特别喜爱宋明理学。1919年秋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清华读书7年，深受梁启超、梁漱溟、吴宓的影响。1926年夏至1930年夏在美国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及其研究院留学，攻读西方哲学史，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30年秋，进柏林大学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受到新黑格尔学派的影响。1931年夏回国至1937年抗战爆发，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清华大学兼课，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讲哲学问题、西方哲学等。抗战八年和胜利后的三四年，贺麟的哲学思想日渐成熟。此期间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大学，组织并主持了“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1949年以后，继续执教于北京大学。1955年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事外国哲学史研究，为一级研究员。他曾任第四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学术思想　可分为下列两个方面论述。

　　理想的唯心主义　贺麟40年代的哲学思想体系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形上学，是中学西学、心学理学两面之调解的“理想的唯心论”。贺麟认为，中国哲学非不玄妙而形而上，但却疏于沟通有无、主客的逻辑桥梁，缺少一个从本体打人现象界的逻辑主体。“逻辑的心”即是一理想的超经验的精神原则，是经验行为、认识和价值的主体。他主张用西方哲学之逻辑理念法度、普遍规律、知识系统之“心”加强中国哲学之道德行为、价值评价之“心”。这一理念之心又是万事万物的精华。万物之色相、意义、条理、价值之所以有客观性，即由于此认识的或评价的主体有其客观的必然的普遍的认识范畴或评价准则。万物的意义、价值由主体所赋予。由此出发的唯心论，是即心即理、亦心学亦理学的精神哲学。贺麟的理路，是融会陆王、程朱，而又以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加以提扬和重释。后起的当代港台新儒家实际上是循此路径而发展的。贺麟说，他的主张，“就知识之起源与限度言，为唯心论；就认识之对象与自我发展的本则言，为唯性论；就行为之指针与归宿言，为理想主义”（《近代唯心论简释》）。这一唯心论，在政治上注重研究决定整个民族命运的命脉与精神，特别是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在道德论上持尽性主义或自我实现主义；在人生论上持理想主义。贺麟哲学讨论了心物问题与知行问题。在心物问题上由心物平行说发展到心体物用论，把自然之物和文化之物都看成精神的表现。在知行问题上，强调知行之间的动态整合，并根据行为心理学、意识现象学和近代西方身心学说重新诠释宋儒和孙中山的知行关系学说。

　　在本体方法学上，主张直觉方法与理智方法的综贯，认为本体方法或哲学方法是由“前理智的直觉”（感性直观）到“理智的分析”（知性直观）到“后理智的直觉”（理性直观）。他说：“先用直觉方法洞见其全，深入其微，然后以理智分析此全体，以阐明此隐微，此先理智之直觉也。先从事于局部的研究，琐屑的剖析，积久而渐能凭直觉的助力以窥其全体，洞见其内蕴之意义，此后理智之直觉也。直觉与理智各有其用而不相背。”（同上）贺麟对于中西哲学的生命层面、价值层面的体悟能力很强，强调天才的直观与谨严的系统的统一，生命体验与逻辑法则的统一，整体的、当下的、瞬时的直接把握与理性方法的统一。直觉是生活的态度，是人生的境界。

　　中西文化观　贺麟批评了“入主出奴的东西文化优劣论”和“附会比拟的中西文化异同论”，主张以自由自主的精神或理性为主体，去吸收融化、超越扬弃外来的或以往的文化，尽量取精用宏，含英咀华。他提出“化西”的主张，甚至要求“华化”或“儒化”西洋文化。他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洗刷，反对将儒学或民族文化偏狭化、浅薄化、孤隘化，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人能否真正彻底、源源本本地了解、把握、吸收、转化、利用、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他主张在儒学诗教、礼教、理学的习学上吸收西方艺术、基督教精华和正宗哲学，使儒学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更加发挥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和道德价值的特殊功用。他主张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哲学结合起来，创立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相结合的新儒学、新文化。认为，作为宇宙人生之真理、万事万物之准则和真善美永恒价值的“道”即是本体，而精神则是主体。精神是以道为体而以自然和文化为用的意识活动。精神在文化哲学中取得主要、主动、主宰的地位。所谓文化就是经过人类精神陶铸过的自然，而“理”或“道”不过是蕴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法则。贺麟晚年相信辩证唯物主义，但认为好的唯物主义是理想和理性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也不能没有理想，没有理性。

　　著作　贺麟的主要著作有：《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黑格尔逻辑学简述》《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等；主要译著有：斯宾诺莎的《致知篇》和《伦理学》，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批判》《博士论文》等。

　　《近代唯心论简释》　贺麟的代表作。是一部哲学论文集，1942年6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全书包括15篇论文，篇名依次为：《近代唯心论简释》《时空与超时空》《知行合一新论》《宋儒的思想方法》《怎样研究逻辑》《辩证法与辩证观》《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大旨》《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概要》《论意志自由》《论道德进化》《文化的体与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最近西洋机械人生观之论战》《评赵懋华〈叔本华学派的伦理学〉》《与张萌麟兄论宋儒太极说之转变》。附录是翻译亨利迈尔的一篇文章《最近五十年来的西洋哲学》。各篇看似没有联系，实则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系统，主旨在阐发理想的唯心主义。作者区分了作为科学对象的“心理之心”和作为哲学对象的、本质上即是自由的、“无待”的“逻辑之心”。后者即“理性之心”，“乃一理想的超经验的精神原则，但为经验、行为、知识以及评价之主体。此心乃经验的统摄者、行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价者。自然与人生之可以理解，之所以有意义、条理与价值，皆出于此‘心即理也’之心”（《近代唯心论简释》）。由此出发的唯心论即是心与理统一（心负荷真理，理自觉于心）的精神哲学。作者采取了陆王与康德互释的方法，为其心物不二、心理不二、体用一源、知行合一的哲学寻找哲学史的根据。贺麟自认为他的唯心论不离开生活、文化或文化科学而空谈抽象的心，即既注重神游冥想乎价值的宝藏，又求精神的高洁与生活之切实受用，不落于戏论的诡辩、支离的分析、骛外的功利、蹈空的玄谈。他主张唯心论即唯性论，而性即理，心学即理学，亦即性理之学。就行为之指针与归宿言，即为理想主义。这一哲学本质上主张意志自由和人格独立。作者的本体方法学是理智与直觉统一的方法学。作者比较了宋儒与西方生命论、现象学的直觉方法，借取新黑格尔主义，阐发了前理智直觉、形式逻辑、辩证思维、后理智直觉互补的意义。认为朱子、陆王都是直觉法。朱子是以“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功夫，达到“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直觉境界。直觉不仅是思维方法，同时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精神修养达到的最高境界；直觉也不仅仅是道德的敏感，而且同时又是超道德的、艺术的、宗教的、哲学的洞观与神契。本书出版之后，胡绳、徐梵澄、谢幼伟等发表过不同的评论。本书绝大部分论文现收入作者的《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199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当代中国哲学》　贺麟的著作。1945年8月作者在昆明定稿，1947年由重庆胜利出版公司出版。全书4章：首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第二章“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汇”；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第四章“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本书涉及面很广，包括清末至抗日战争时期哲学思想界各方面的状况（思潮、流派、人物、著译成果、学术活动）及其逐步发展的线索。是迄今为止了解那一时期哲学界状况的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作者寓评于述，选材恰当，概括准确，颇具前瞻性。作者认为，这段时期中国哲学的进步，表现在：陆王之学得到盛大的发扬；儒佛的对立得到新的调解；理学中程朱与陆王两派的对立也得到新的调解；对于中国哲学史有了新的整理。作者对西方哲学的译介工作的成就和缺失做了十分中肯的评价。在哲学创作、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翻译诸方面，书中介绍了如下人物：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章炳麟、孙中山、蔡元培、王国维、欧阳竟无、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胡适、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钱穆、张颐、张东荪、郑昕、陈康、沈有鼎、谢幼伟、施友忠、唐君毅、牟宗三、张申府、洪谦、王宪钧、胡世华、黄建中、黄方刚、谢扶雅、吴宓、方东美、朱光潜、郭斌龢等。关于现代思潮，作者评介、剖析了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辩证唯物论、古典主义三种。而所谓古典主义即指作者所主张的、融合中西正统哲学精神的理想主义。这一思潮，即是现今人们常说的“现代新儒学思潮”。作者在本书评介了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包括当时崭露头角的唐君毅、牟宗三等。关于知行合一学说，作者主要讨论了程、朱、陆、王和孙中山等的知行学说，并结合西方知行学说，指出必须分疏自然的知行合一论和价值的知行合一论。作者阐发了自己的知行观。本书在台湾曾被多次印刷。1989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是经作者修订过的本书新版。新版被分为上下篇。上篇包含旧版之前3章，对第三章有较大修订（涉及对辩证唯物主义、力行哲学的评价部分）。上篇新增一附录：《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详细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翻译、介绍、论述，以补充第二章之不足。新版下篇集中论述知行问题，设为3章。作者1938年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演过的《知行合一新论》，作为首章。第二章论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第三章即作者晚年的一篇论文：《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本书旧版、新版各有其价值，不能互相取代。

　　《文化与人生》　贺麟的著作。系作者八年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在各报刊发表之论文的结集。194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除序言外，分上下两篇，共收文37篇。198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新版本。新版于篇目上略有增删，共收文42篇，未分上下篇，标明了每文原发表之出处，修订了一些篇名，并有作者之新版序言。本书涉及人生、道德、教育、法制、宗教、中国哲学各方面，作者从不同的问题去发挥他所体察到的新人生观和新文化应取的途径。在发挥作者的文化见解和人生见解时，作者“尽量同情理解并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优点，并介绍西洋文化的意义，西洋人的近代精神和新人生观”。作者在讨论文化问题、伦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时，比较接近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全书有三个特点：①行文亲切自然，很有个性，每文均是作者自己的见解，或体验的自述或读书的心得，力求解答时代的困扰，满足精神的需要。②根源意识很强，渊源于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不惟对孔孟程朱陆王以及王安石、王夫之等有同情的解释，即对老庄杨墨亦有同情的新评价，着意弘扬优长、领取教训。③吸收西方思想，力图将西方哲学文化的根本精神解释给国人。在如何使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猕漫浸透于每个人的生活中，如何使工业化有坚实深厚的精神基础方面，本书提出了深一层的看法。

　　本书首篇《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原载1941年8月《思想与时代》第1期。该文被思想史家公认为40年代新儒学思潮的宣言。该文指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将是中国现代思潮之主潮；民族复兴本质上应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潮流、根本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作者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洗刷，肯定西学传人的功绩，但指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贺麟主张以西洋正宗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以基督教之精华充实儒家的礼教；以西洋的艺术发扬儒家的诗教。总之，将儒学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他认为，儒学“仁”之宇宙观、本体论和“诚”之宇宙观、本体论都将得到发展；而在生活修养上，必须培养儒工、儒商，以造成现代化、工业化的新文明社会。此外，《五伦观念的新检讨》篇把握了传统伦理的本质，对三纲精神做了颇富创意的阐释。台湾地平线出版社曾于1973年照本书旧版翻印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