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990）　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月十六日（1895年12月4日），卒于1990年12月4日。

　　生平　冯友兰幼年丧父，由母亲教养成才。191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1918年毕业后任教于开封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次年考取河南官费留学，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23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在J.杜威指导下，以《天人损益论》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兼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会议主席、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院士评议会委员。1949年以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常务委员、哲学研究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席团成员）、第二至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称号，并被聘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学术思想和活动　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新理学思想体系　冯友兰一生关切的问题，集中说来，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他生活在不同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如何理解、处理这些文化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何以自处，正是他解答的核心问题。他一生的志事在“阐旧邦以辅新命”，即他努力促进中国的创造、日新、现代化，同时又力求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他时而强调这一面，时而强调那一面。他创立的“新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体系、金岳霖的“论道”思想体系，堪称现代哲学的三绝。

　　冯友兰以人文的自觉，批评了唯科学主义的误导。他分疏了“科学”与“哲学”“实际”与“真际”。他针对维也纳学派“拒斥形上学”的运动做出辨析，指出最哲学的哲学形上学不能废弃。中国传统哲学的形上学是好的、真正的形上学，看起来不切实用，然而它却能提高人的境界，指导人生，给人以安身立命、乐天知命之根据，使人受用无穷。这是无用之用，是乃大用。经过现代哲学的洗礼，传统形上学完全可以发扬光大。同样是重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冯友兰与熊十力恰恰构成对立的两极。冯友兰形上学的路数，大体上是《易》《庸》——程朱的路数。其特点是以柏拉图、新实在论哲学，以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建程朱理学，凸显了逻辑先在的理世界的主宰性。他40年代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贞元之际所著书”）之中心范畴是“理”“气”“道体”“大全”，范畴体系围绕“理”与“气”而展开。冯氏哲学主要讨论“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突出强调本体（理世界）的客体性、必然性、共性。冯氏哲学在外王学层面上，从肯定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由传统到现代变革的世界大势的角度，论证中国的出路在于由家庭为本位的社会转变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产业革命、工业化、生产力的发展。冯氏指出，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共相是必须学的，也是可能学的；殊相是不可能学的，也是不必学的。如此“别共殊”，即指出东西文化的区别是“性”或“类”的区别。我们学习西方是学其在现代化过程中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在内圣学层面上，冯氏哲学重视人禽之别、人之所以为人的共性问题。他指出，本体是共相，是人之所共由的做人之理、之道。他认为，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具有客观性。宇宙、人伦、万物各类，都有分别遵循的原理（道），也有整体的原理（道）。事物若要保持完善的状态，它的运行必须在恰当的地位、限度和时间中进行，人的欲望和情感都满足和表现到恰当的限度。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遵循这些道和理，因此，必须通过道德知识的积累和道德教育的作用，使人自我觉悟（“觉解”个人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在日常人伦中穷理尽性，最终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冯氏道德形上学带有主知主义的特性，即强调形上与形下、理与气、心与性的区别，先疏离，然后再统合。这种分析型的道德形上模式，强调道德修养、道德境界提升的层次、模型、标准、规范，显得有理性、有秩序。

　　人生哲学和人类精神反思的方法学　冯友兰早年的《人生哲学》、中年的《新原人》、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关于原始儒、道、玄学、禅宗和宋明道学之境界的体悟是他的哲学中最有生命力的地方。他指出，哲学的目的是确定理想人生，是要解决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他认为：“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形上学是哲学中底最重要底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人对于人生底最后底觉解。这种觉解，是人有最高底境界所必需底。”（《新知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中国哲学史新编》）反思的思想是以人生为对象的，在人生中思想人生的思想，是反思的思想。反思到极至，当然必须超越逻辑、超越经验。冯友兰面对《新理学》内在的体系与方法的矛盾，从“正的方法”（逻辑分析）逐渐归于“负的方法”（生命体验）。他又强调：哲学家必须有系统地表达人类精神的反思，又必须使用正的方法；正负方法并不矛盾，倒是相辅相成。他认为，中国哲学的传统，意不在增加关于实际的知识，而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人生境界可以概括为四个等级：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道德是自律。哲学使人觉解自己的行为和生活中的道德原理。天地境界亦是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才能获得对宇宙人生根蒂的洞悉。中国哲学的任务，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启示人生是一成就道德（成贤，或道德境界）并超越道德（成圣，或天地境界）的历史过程。冯氏哲学由主知主义的道德形上学，走向了超道德的形上学（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归途是合内外、一天人、天地万物一体。中国哲学既内在又超越、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即出世、即伦理世界即超越世界的特点，在熊十力“仁、心的本体论”和冯友兰“诚、理的本体论”中又得到有力的证明。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工作具有开创性。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融铸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尽管如此，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独立性却仍然存在。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各主要流派之思想史料的爬梳和解释比较准确而平易，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理解比较恰当。他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至今仍有价值。尔后，他关于子学起源的一组研究论文（收入《中国哲学史补》）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新原道》和《中国哲学简史》成功地向外国人介绍了中国哲学，便于整体地把握中国哲学精义。8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写得不很成功。《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一部很重要的专业工具书。

　　著作　冯友兰主要著作有：《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新编》（1～7册）等。其中，《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中国哲学之精神》（即《新原道》）均有英译本，前者还有日译本；而《中国哲学简史》（原名《中国哲学小史》）原是作者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后有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译本，1985年才有中文译本。上述著作在欧美有广泛影响，至今仍为西方人学习中国哲学的教材。冯友兰的全部著作约500万字，现编为《三松堂全集》，共14卷，1985～1994年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理学》　冯友兰的主要代表作。抗战前夕，作者已有了“新理学”思想的萌芽。1937年7月，抗战爆发，作者随清华大学南渡，先迁长沙，后住南岳。本书即1937年与1938年之交写于南岳。稿成之后，作者随校赴滇。到蒙自后，作者增写一章并修改多章，石印200部分送同好。到昆明后又在石印本基础上修正，遂于1939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本书曾被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学术评议会授予学术一等奖，并被列入“大学丛书”。

　　在颠沛流离之际，由于民族兴亡和历史变迁的启示和激发，作者连续著书6种。因企盼民族复兴、贞下起元，被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本书即是其中的第一部。此6种书构成了作者的哲学思想体系。本书则是这一体系的一个总纲。全书除绪论外，共分10章，依次为：理、太极，气、两仪、四象，道、天道，性、心，道德、人道，势、历史，义理，艺术，鬼神，圣人。文中讲到自然与超自然、社会历史、成就个人道德等多方面的问题。但本书主要是一部哲学著作，意不在于讲具体问题，而是讲极其抽象、玄虚的形而上的问题。作者力图以西方罗素等人的逻辑哲学和新实在论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以明晰的概念、周密的理论和哲学的逻辑特性，为中华民族的哲学，特别是从孔孟到程朱的儒学，重建“新统”。本书是以知识论和逻辑分析方法来讲述哲学本体论。作者首先分析了实际事物、“实际”和“真际”。“真际”是人的思维从“实际”中用抽象的方法分析出来的。人们由分析实际底事物而知“实际”，由知“实际”而知“真际”。但“实际”和“真际”毕竟是两个世界。“真际”比“实际”更为根本，更为广阔。“真际”虽“有”而不“在”时空之中，它根本没有“在”的问题；“实际”则“有”而又“在”时空之中。“真际”与“实际”的区别，即程朱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理”与“器”的区别。作者批评程朱之“理”“气”仍不够抽象，指出“理”应该是毫无沾滞的抽象“形式”，“气”也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不可言说的“质料”，是理借以实现的物质基础。本书讨论的中心即是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作者的立场显然是以共相为本，强调理在气先，理在事上。作者晚年修正了这一立场，主张用具体的共相说统一两个世界。同时认为，“真际”和“实际”的分别还是有的，也还是可以说的。就存在说，“真际”就存在于“实际”之中，不在其先，不在其外。就“真际”说，无所谓理在事中。作者所讨论的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问题，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作者利用西学，把从公孙龙子到程朱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加以重释，而且以“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的态度抒发己见，对中国哲学是一大贡献。尽管本书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但作者毕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和重要的思路。

　　作者分疏了科学与哲学，认为哲学，其形上学只讲形上的真际，科学只讲形下的实际。它们之间的根本不同是种类的不同。本书指出，哲学乃自纯思的观点，对于经验做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作者在《新知言》中进而指出：“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作者一贯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人类精神的反思，所得到的哲学，是本然的哲学。人类精神的反思，是通过个人进行的，个人所得到的哲学，是实然的哲学。实然的哲学系统是多，本然的哲学系统是一。就作者这一实然的哲学系统而论，其肯定的最哲学的哲学是本体论或形上学的哲学，而哲学形上学最高的问题，则是共相与殊相的问题。“新理学”系统是人学的形上学系统，为宋明理学的现代化打下了一个基础。本书以普遍共相之“理”作为宇宙人生的本体、人们道德实践的根源根据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评价标准，其理论思维的贡献和局限，曾广为人们评说。本书出版之后，张申府、张君劢等非常推崇，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杜国庠、陈家康等做过批判，洪谦、朱光潜、贺麟、梁漱溟等亦从不同角度做过评析。50年代作者因自己的思想体系受到大批判，作者也做过自我批评。80年代学术界和著者个人对本书的评价渐趋公允。本书现收入《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新事论》　冯友兰的著作。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书中各篇于1938年9月至次年4月草成时即陆续在昆明《新动向》半月刊发表，修订后于1939年6月结集成书，1940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12篇，依次为：别共殊、明层次、辨城乡、说国家、原忠孝、谈儿女、阐教化、评艺文、判性情、释继开、论抗建、赞中华。继《新理学》而作，以《新理学》中关于共相与殊相的关系之讨论为基础，解决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问题。作者当时部分地接受了唯物史观，在社会性质、文化类型转变的问题上，主张由“以家为本位的社会”转进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认为所谓东方与西方之差别，其实不过是古今之异，是乡下与城里之别，因此强调发展生产力，通过产业革命，建构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近代文化。作者以其殊相共相观批评了“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认为中国文化或西洋文化都是属于某类的文化。所谓西方文化即是指近代或现代文化。学习西方，不是学某一西方国家之偶然的、特殊的、个别性的东西，而是学其主要的、属于某类的某性。一个国家或民族所有的文化是特殊的文化，是很复杂的，可以同时属于许多类、有许多性。我们所要注重的是其主要的性质，即共相。学习西方，正是要学其共相。殊相是学不到手的，共相是可以学到手的。作者不承认有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只承认有某种风习或国情。在社会的性与情的关系上，一社会如有一新性，就其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说，这是“开来”；就其在另一方面须根据旧情说，这是“继往”。新性必有根据于旧情。作者强调：“中国现在最大底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我们是提倡所谓现代化底。但在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底，或不现代化底。”（《新事论》）意即在组织社会的道德上“继往”，在知识、技术、工业上“开来”。本书现收入《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新世训》　冯友兰的著作。又名《生活方法新论》。先在开明书店所办《中学生》上陆续发表，1940年7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系“贞元六书’之三，继《新理学》《新事论》而作。当时合名曰“贞元三书”。全书除自序、绪论外，共有10篇，依次为：尊理性、行忠恕、为无为、道中庸、守冲谦、调情理、致中和、励勤俭、存诚敬、应帝王。本书主要讲人的精神或社会生活的规范与方法，认为宋明道学家所谓圣人，正是能照生活方法生活者，其日用行事之间和修养身心的“为学之方”，今天仍有积极意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即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一个人若照着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去做，即是“做人”。人有道德理性和理智理性。“无论就理性的哪一义说，人都是理性底，而不完全是理性底。但完全地是理性底却是人的最高底标准，所以人必自觉地努力地向此方面作。自觉地努力地向此方面作，即是‘做人’。”（《新世训》）宋明道学只强调道德理性，作者则强调理性两方面的发展。“尽己为人”的忠恕之道是实行道德的方法，也是待人接物的方法。作者主张把儒家和道家无所为而为的思想结合起来，把所愿意做的事与所应该做的事结合起来。作者重新诠释了“中庸”“中和”之道在人生哲学上的方法论意义。作者写这些文章，是鉴于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需把“家训”扩充为“世训”。作者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中说：“现在看起来，这部书所讲的主要是一种处世术，说不上有什么哲学意义，境界也不高，不过是功利境界中人的一种成功之路，也无可值得回忆的了。”本书现已收入《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新原人》　冯友兰的著作。书中各篇于1942年陆续发表于《思想与时代》杂志，1943年结集成书，并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在自序中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此书虽写在《新事论》《新世训》之后，但实为继《新理学》之作。”由本书开始，将“贞元三书”拓展为“贞元之际所著书”。在这一体系中，《新理学》讲自然，《新事论》讲社会，本书则讲人生。全书分10章，依次为：觉解、心性、境界、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学养、才命、死生。所谓“觉解”是指人对于事物有所了解，而又自觉地有所了解。“觉解”是人的“特异处”。本书把人生理解为有觉解的生活，认为人对人生的“觉解”差别形成不同的人生境界，人生的意义即体现于不同的人生境界中。“境界”即是精神世界，或者叫世界观。各人的精神境界千差万别，但大致说，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人对他所做的事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像小孩或原始人一样；功利境界中的人是自觉的，他所做的各种事情，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即便做有利于他人的事，动机仍是利己的；道德境界中的入党解到自己是社会整体中的一员而为社会利益做各种事，正其义不谋其利，其与功利境界中人的区别是为私还是为公；天地境界中人自觉到自己是宇宙中的一员，为宇宙利益自觉做有意义的事。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的价值。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安身立命”，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本书现收入《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新原道》　冯友兰的著作。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1945年4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写作时，时逢英国牛津大学讲师E.R.休斯来昆明，两人合作，随写随译。英译本以《中国哲学之精神》为题于1947年在伦敦出版。全书除绪论外，共10章，依次为：孔孟、杨墨、名家、老庄、易庸、汉儒、玄学、禅宗、道学、新统。作者在“自序”中说：“此书之作，盖欲述中国哲学主流之进展，批评其得失，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之地位。所以先论旧学，后标新统。异同之故明，斯继开之迹显。庶几世人可知‘新理学’之称为新，非徒然也。近年以来，对于旧学，时有新解，亦藉此书，传之当世。故此书非惟为《新理学》之羽翼，亦旧作《中国哲学史》之补编也。”本书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和主要线索，说明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势。“中国哲学所求底最高境界，是超越人伦日用而又即在人伦日用之中。……即世间而出世间，就是所谓超世间。因其是世间底，所以说是‘道中庸’，因其又是出世间底，所以说是‘极高明’。”（《新原道》）作者认为，孔孟等早期儒家，于实行道德中求高的境界，这个方向即是后来宋明道学的方向，不过他们未能分清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未能“经虚涉旷”于高明方面尚未达到最高底标准。经过老庄、玄学、禅宗的洗礼，宋明道学重新发现了理世界，使人得一个超乎形象的洁净空阔的世界，可以开拓万古之心胸。道学家所谓孔颜乐处，是“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这就是在天地境界中人的乐处。“超以象外”的中国哲学，使人们在“担水砍柴”“事父事君”等日用生活中，即“经虚涉旷”，所以不需要上帝，不需要天国。“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是中国哲学的成就。

　　本书特别指出作者之“新理学”是“接着”宋明道学讲的。它使道学更简单，只要四个基本概念：“理”“气”“道体”“大全”。哲学的作用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四个基本概念也就够了。“新理学”“于它的应用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它于‘极高明’方面，超过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学。它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同上）这一形上学当然“玄虚”“无用”，但在成就人格，尽人之所以为人方面，哲学的无用之用，也可称为大用。本书现收入《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的著作。系作者晚年的一部回忆录，1981年11月成稿，1984年12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全书除“《自序》之自序”外，分社会、哲学、大学、展望四部分，凡11章，介绍了作者的家世和经历，尤其是他所从事的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过程、成果及自己晚年对这些成果的反思。作者把自己60多年的哲学活动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19至1926年，其代表作是《人生哲学》。第二时期是1926至1935年，其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史》。第三时期是1936至1948年，其代表作是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第四时期是1949年以后，其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史新编》。作者哲学思想体系的总纲是《新理学》。《新理学》所讨论的是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的问题，亦即理与事的关系问题。作者指出，程朱理学和《新理学》，都是主张“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上”，即是说，在时间上说，理先于具体事物而有，就重要性说，理比具体事物更根本。作者在本书修订了自己过去的看法，指出：“关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的问题，正确的回答是‘理在事中’，这就是说，共相寓于殊相之中。”（《三松堂自序》）作者在本书承认自己过去只认识抽象的共相，而不认识具体的共相。因此他重新疏释了《新原人》中的“大全”范畴，界定其内涵为“有”，其外延为“群有”，统言之就是一个具体的共相。作者坚持自己1957年1月《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即后被称为“抽象继承法”而遭批判的文章）的基本主张，认为尽管有些提法不很妥当，但主旨可以成立。作者对自己1973至1974年参加“批孔”运动的过程叙述甚详，严剖自己“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本书现收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之《三松堂全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