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990）　中国现代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原名恩鑅，后改穆，字宾四，江苏无锡南门延祥乡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卒于1990年8月30日。

　　生平　钱穆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从乡村小学教员而中学教员而大学教授。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等校主讲文史课程，极著影响。1949年在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曾在美国耶鲁大学、马来西亚大学讲学。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博士称号。1967年后定居台北。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台湾文化学院和文化大学教授及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学术思想　钱穆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特别是他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对后人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历史文化观　钱穆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满怀“温情与敬意”，反对偏激的虚无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经验，一个生命；民族精神即文化精神，也即历史精神。他说：“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功夫。”（《中国历史精神》）认为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历史学者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指出；“近世以降，中国先学德日，后学英法美，再学俄苏，都学遍了，但都碰壁了。现应‘迷途知返’，用沉静的理智来看看自己以往的历史，只有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中国才能真正地独立自存。”认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必须来自自身文化系统的内部。“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国史大纲》）他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反对“中国比西方落后一个历史阶段”，仍处于“中古”或“封建”诸说。主张吸收、结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抱着无比坚定的信心。把世界文化前途与中国文化参照，又认为中国文化是随着时代改变的。他指出，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同上），着力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认为：“知识和权力都是生命所使用的工具，不是生命本身，只有人的道德精神，才是人的真生命，也才是历史文化的真生命。因此我们要了解历史文化，也必须透过道德精神去了解。”（《中国历史精神》）以道德精神为推动历史文化的动力和安顿人生的根据。

　　儒学观　研究重心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尤其是儒学史。认为中国儒学经过了六期发展：第一，先秦是创始期。第二，两汉是奠定期，以经学为主，而落实在一切政治制度、社会风尚、教育宗旨以及私人修养之中。第三，魏晋南北朝是扩大期，不但有义疏之学的创立，而且扩大到史学，从此经、史并称。第四，隋唐是转进期，儒学在经、史之外又向文学转进。第五，宋元明是儒家之总汇期与别出期。所谓总汇，指上承经、史、诗文的传统而加以融汇；所谓别出，则是理学。第六，清代儒学仍沿总汇与别出两路发展，但内容已大不相同。清儒的别出在考据而不在理学。晚清公羊学的兴起则更是别出之别出。（《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重视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活方式中的客观基础。认为儒家价值系统潜存、植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不过由圣人整理成系统而已。把章学诚“圣人学于众人”的观念具体化、历史化。不主张用儒家经典中的一二语来概括儒家思想，刻意研究二千年来随着社会生活客观现实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更新的儒家文化及其价值系统。推重朱子注《四书》以取代《五经》是儒学史上一件大事。以史学的立场把儒家看成一个不断与时俱新的活的传统。对宋明儒，不仅推尊陆王的特殊贡献，尤其推尊朱熹。认为朱子不仅集理学之大成，同时也继承发展了欧阳修以来的经史文学。钱穆不仅仅以儒学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同时又对儒家抱着深厚的感情，作为终身尊奉的人生信仰和立身行事的准则。自谓：“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随，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镬，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其匹夫之有其责。”（《宋明理学概述·序》）深信儒家价值系统对于社会与个人都有潜移默化的积极功能，不但是造成中华民族悠久与广大的一个主要动力，而且仍然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精神的基础。同时又指出，我们今天来讲中国文化，不能只讲儒学，宜全面挖掘中国传统。

　　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治学初从文学人手，遂治集部，又“因文见道”，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顺理成章进入清代的考证学。受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影响，自称因新文化运动对古学颇多“狂论妄议”，故作不平之鸣。致力于古代学术思想史之研撰，归宿在史学，以史学为经学显真是。破除门户偏见，打通经、史、子、集各种学问的千门万户。研究方法注重考据、义理、辞章之统一和“微观”与“宏观”统一。其宏观研究（如《国史大纲》）中有微观的根据，微观研究（如《朱子新学案》）中有宏观的涵义。更提倡小中见大、部分中见整体、繁多中见统一、流变中见贞常的方法。强调研究中的具体分析和据实分析，不主张将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经学史或儒学史化约成几个抽象的观念或轻率地“一言以蔽之”。从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宗教、文学、艺术，以至通俗思想等各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化生动具体的表现，注意各阶段的历史变动，特别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所激起的波澜及其最后与中国文化主流的融合。对近代以来的“传统记诵派”“革新宣传派”和“科学考订派”都有所扬弃，指出应在重视历史材料的同时，力求“把握全史”，“能具系统”，并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又“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国史大纲》）。

　　著述　钱穆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早年著《论语要略》《国学概论》等，尤以1930年发表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为学术界所瞩目。是篇引用大量证据，系统批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所谓古文经系刘歆伪造的观点。1935年出版《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列六国世系年表，持史实依据，以儒墨两家为主，对诸子生平、师友源渊加以考订、辨伪，经排比联络，使其条贯，揭示先秦诸学派思想流变辙跻。1937年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清代汉学源于宋学，“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这一卓尔不群的观点，批评近世学者每分汉宋界限，实则“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其学术地位逐渐确立。抗战军兴，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忧患意识潜心著《国史大纲》。是书1940年出版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还著有《中国文化史导论》《孟子研究》等多种。去港台后，陆续出版了《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阳明学述要》《秦汉史》《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民族与文化》《中国历史研究法》《论语新解》《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朱子新学案》（5册）、《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8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孔子与世界文化》《晚学盲言》等。毕生著书80余种。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见，尤其在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领域，造诣甚深。

　　钱穆先生的毕生全部文字，经过整理被编订成《钱宾四先生全集》，1995年在台湾出版。全集共分甲乙丙三编，54册。其中甲编为思想学术，乙编为文史学术，丙编为文化论著。

　　《阳明学述要》　钱穆的著作。着意揭示王守仁（阳明）的真精神。全书依次讨论的问题是：“宋学里面留下的几个问题”“明学的一般趋向和在王学以前及同时几个有关系的学者”“阳明成学前的一番经历”“王学的三变”“王学大纲”“阳明的晚年思想”“王学的流传”等。书后为“阳明年谱”。作者把阳明学放在整个宋明学术本体论与功夫论（修养方法论）的走向与争论的背景上加以考察，讨论了阳明的心路历程，以及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诚意、谨独、立志、事上磨练等主要命题。钱穆认为：“人心即是天理，更不烦有所谓凑泊。人心自然能明觉得此天理，也不烦再有所谓工夫了。这便是王学对宋儒传统大问题获得了一个既简易又直捷的答案之最大贡献处。”（《阳明学述要》）阳明以致知来代替北宋相传的集义和穷理，又以知行合一和诚意来代替北宋相传的一个“敬”字。北宋以来所谓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讲功夫上的争端，在阳明则打并归一，圆满解决。至于对本体方面心与物的争端，“据普通一般见解，阳明自是偏向象山（见陆九渊），归人心即理的一面；其实阳明虽讲心理合一，教人从心上下工夫，但他的议论，到底还是折衷心物两派，别开生面，并不和象山走着同一的路子”（同上）。作者认为阳明实不曾树起革命的叛旗，来打倒北宋以来的前辈。作者批评了后世讲程朱的人要痛斥阳明，讲阳明的人也要轻视程朱的门户之见，强调阳明仍是宋儒讲学的大传统。阳明把天地万物说成只是一个灵明，又讲离却天地万物，亦没有我们的灵明，是其独特精神处。认为阳明晚年特别提出事上磨练，只为要在朱子格物和象山立心的两边，为他们开一通渠。作者对阳明晚年思想，认为其“拔本塞源论”（按即《答顾东桥书》末节）比《大学问》和四句教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由此可看出王学并不偏陷于个人的喜怒哀乐方寸之地，而把良知推到个人内心之外，扩及人类之全体、人生的一切知识和才能及事业，兼及人与人之相同与相异处，并由伦理推扩到政治经济社会的一切问题上。本书成于1930年春，收编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再版于1954年秋。现有台北正中书局印本。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的代表作。作者自1931年秋始任教北京大学，即为学生讲近三百年学术史，边讲边撰，反复修订，首尾5年成书。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在学术界产生过较大影响。全书除自序和首章引论外，以13章分论明季至清末学术思想史上的主要思潮、流派、人物的主要学术思想及其相互关系。论述对象有：黄宗羲（附陈确、潘平格、吕留良），王夫之，顾炎武（附马驌），颜元、李塨，阎若璩、毛奇龄（附姚际恒、冯景、程廷祚、胡渭、顾祖禹），李绂（附万字兆、王白田、朱泽沄、全祖望、蔡上翔），戴震（附江永、惠栋、程瑶田），章学诚（附袁枚、汪中），焦循、阮元、凌廷堪（附许宗彦、方东树），龚自珍（附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魏源、戴望、沈垚、潘德舆），曾国藩（附罗泽南），陈澧（附朱一新），康有为（附朱次琦、廖平、谭嗣同）等。书末附表以编年体例介绍300年主要学术活动。

　　钱穆反对宋学与清学的二元分割论，详论明季和有清一代学术与宋学的内在联系，指出明清之际学术的源头乃宋学精神。宋学精神就是“道德仁义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的精神，其革新政令、创通经义之所寄，则在书院。宋元明三朝600年学术与书院兴衰息息相关，而以东林为殿。而明清之际学者则源于东林。阳明学继朱子（见朱熹）而有变异，东林学继阳明而有变异。在“无善无恶性之体”“工夫与本体”“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诸问题上，东林诸儒颇欲挽王学末流之弊而有自王返朱之倾向，其气节操守和避虚归实，重在实行之实学精神，不仅启导清初遗老，而且启导乾嘉朴学。

　　作者精于考据，忠实史实、史料，爬梳论主精华，述介论主主要学术精义，尤其能注意论主对宋明学术某派、某论之批判继承的关系，又能准确抉发论主之师承流派和理论渊源，以及论主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批评，使读者对整个17～19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及其流变有全面的了解，亦对此间杰出人物之个案有深切的认识。由于本书史料准确，论证严谨，因此，迄今为止，仍为研究这一断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书。其中关于宋明义理与清代考据之学（即宋汉之间）和今古文经学之间的关系，关于经学与理学、与史学之关系，关于程朱陆王学术在清代的发展，关于实学思潮，关于乾嘉朴学内部的分歧等等，作者都有不同于流俗的见解。此书现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印本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民族与文化》　钱穆的著作。系作者1959年秋在台湾国防研究院上课的讲义和讲演词的汇集。所论集中为两个问题：“中华民族之成长与发展”和“中国历史演进与文化传统”。作者通俗简明地论述了传统文化的本质及其特征。认为，一个国家的基础建立在其民族与其传统文化上。文化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文化的主体即民族。中国古人的民族观与文化观有密切关联，其民族观不以血统而以文化作标准，只要是同文化，便成为同民族。古人的文化观，以人文为体，以化成天下为用。作者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它主要是由人与人之道而形成的。中国社会是四民（士农工商）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士的变动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根据这一变动，作者把中国社会分为游士、郎吏、门第、科举等若干阶段。中国历史的指导精神寄托在士的一流品；一部中国历史是由儒家精神——由周公旦、孔子、孟子培育的传统维持下来的。中国文化以人文精神为主要之中心。它与西方人文主义不同，具有代替宗教功用的特性。这是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道德观念。“中国人之道德观念，内本于心性，而外归极之于天。孟子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之教，实得孔学真传。……孟子主张人性善，此乃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中，唯一至要之信仰。只有信仰人性有善，人性可向善，人性必向善，始有人道可言。”（《民族与文化》）钱穆认为，自尽己性以止于至善，乃中国人之最高道德信仰；与人为善，为善最乐，众善奉行，乃中国人之普遍宗教；由于人生至善而达至于宇宙至善，而天人合一，亦只合一在此善字上；中国人把一切人道中心建立在一善字上，又把天道建立在人道上。中国人的哲学，实则只是一套人生实践之过程；中国文化精神，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其终极理想，则是天人合一之境界。本书有1960年台北联合书局版和1962年香港新亚书院版。

　　《朱子新学案》　钱穆撰述。全书5册，约百余万字。作于1964～1970年，初版于1971年。书前有长篇《朱子学提纲》，集中表达了作者的儒学史观和朱子学观。全书主要分思想之部和学术之部。思想之部又分理气与心性为两部分。学术之部，分经史文学为三部分。经学中分《易》《诗》《书》《春秋》《礼》《四书》诸题。又于三部外添附校勘、考据、辨伪诸篇，并游艺格物之学一篇。介乎思想学术两部之间者，又分朱子（见朱熹）评述濂溪、横渠、二程诸篇，下逮评程门、评五峰、评浙学，又别著朱陆异同三篇，辟禅学两篇等，专以发明朱子在当时理学界中之地位。全书专就朱子原书叙述朱子，而于《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称引最详。作者评述朱子，尤重在指出其思想学术的变化发展。在每一分题下，论述每一个或每一对范畴或命题，并不专重其最后所归之结论，而必追溯其前后首尾往复之演变。钱穆指出：“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至其直接先秦，以《孟子》《学》《庸》羽翼孔门《论语》之传，而使当时儒学达于理想的新巅峰，其事尤非汉唐以迄北宋诸儒之所及。故谓朱子乃是孔子以下集儒学之大成，其言决非过夸而逾量。”（《朱子新学案》）又说：“朱子论宇宙界，似说理之重要性更过于气。但论人生界，则似心之重要性尤过于性。因论宇宙界，只在说明此实体而落到人生界。要由人返天，仍使人生界与宇宙界合一，则更重在工夫，工夫则全在心上用，故说心字尤更重要。”（同上）作者抉发朱子在理气论与心性论诸方面的创新，肯定了朱学兼重人生界与宇宙界，兼重功夫与本体。作者分疏了朱子与二程的同异及朱子对程门之纠弹。作者对朱陆异同的疏理，尤为细腻。本书意在破门户，认为朱子学广大精深，无所不包，亦无所不透，断非陷入门户者所能窥究。对全祖望的《宋元学案》、王白田的《朱子年谱》，作者多有纠正。书末附有“小目要旨索引”，便于检索。本书是研究朱子的重要参考书，为研究朱子学诸范畴和命题提供了方便，1991年7月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