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1988）　中国现代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生于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农历九月初九日，卒于1988年6月23日。

　　生平　梁漱溟出生于北京世宦之家。1911年上半年加入京津同盟会，投身革命。不久因失望于政局，醉心佛法。1916年发表《究元决疑论》。1917年应蔡元培聘，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前后由佛归儒。1920至1921年在北京大学和山东济南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遂因是书出版而名噪一时。1923～1924年在北大讲授《孔学绎旨》。1924年夏秋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曹州办学。20年代末至抗战前夕，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以山东邹平为实验基地。抗战期间曾去香港创办《光明报》。1946年年底回重庆北碚勉仁国学专科学校闭门著《中国文化要义》。1950年应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951年直到逝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学术观点　梁漱溟一生思考的中心问题，一是中国问题，二是人生问题。梁氏自谓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三期，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而他的第三期思想，1918年前后即已开始。

　　东西文化观　梁漱溟把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在人生态度上的不同，看做文化路向的根本差异。西洋人肯定现实生活，持奋斗的人生态度，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逐求为其根本精神，在功利竞争中不免有精神生活上的苦恼与烦闷。中国人肯定现世生活而融融自得，持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重在精神生活的道德意义和价值，而以向前逐求为戒。印度人否定现世生活，持出世的生活态度，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要求脱去此世界，取消此生命。三家文化的路向根本不同。梁漱溟认为：“由于问题浅深之不等，其出现于人类文化上实应有先后之序。从而人类文化表现，依之应有三期次第不同。”（《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根据经济、科学、哲学种种变迁的动态，预言西方将逐渐由向前的态度而趋于中国人持中调和的态度，且最后将更进而趋向印度人向后的路向。因此，现在是西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将来是中国文化翻身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其后则是印度文化翻身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西方文化是“身”的文化，重在解决人对物（自然）的关系，发展出人的功能性的聪明才智（用），促成“理智”的高度发达，但将人局限于与物“有对”之境，执着于单面地“向外”发展，不能超越功利，解决人生意义和精神无着落的问题。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很早就发现了人类的本质，同时导出比西方更为人文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重在解决人对人（社会）的关系，开展出人的本体性的美德（体），促成包含知情意的生命“理性”的全面发达，将人生从“有对”中超脱出来，进入浑然与物同体的“无对”之理想境界，反身“向内”发展，突显了人的生命存在、生活理想的多层意义与价值。梁漱溟也考察了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近代文化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律和科学的问题，也批评了中国文化“政治伦理化”“权力一元化”、压抑人的个性自由和情感需求的负面性，但认为究其原因是中国文化的“早熟”。梁氏认为“中外之异”并不是“古今之别”。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特殊性、个性，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之相形见绌只是百余年之事，不能因此而否定它自身的特点和优长，更不能以西方文化作为普遍的尺度加以衡量。

　　生命哲学　梁漱溟把文化系统的区别归结为生活路向、人生态度的不同，进而又归结为民族“意欲”的不同。“意欲”是一种生命精神、生活动力，是大要求、大潜力。梁氏反对把生命和生活单面化、机械化、钝化、理性化、工具化，认为除了理智，生活更重要的是情感、直觉、情趣、冲力，生机盎然，生动活泼。梁氏强调“尽宇宙是一生活”，“生活的根本在意欲”。他说：“‘现在的我’，大家或谓之‘心’或‘精神’，就是当下向前的——活动，是与‘已成的我’——物质——相对待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儒家孔颜的生活，是一种超功利的“无所为而为”的生活，不管得失成败利钝而无时或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直觉使然也。这就是仁，是孔颜乐处。“孔学本是赞美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出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更非常之好的。所怕理知出来，分别一个物我而打量计较，以致直觉退位，成了不仁。……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同上）梁氏又以“刚”字统括孔子全部哲学。“刚”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它是自内里发出的，直接从情感来的。“刚者，无私欲之谓”。“仁”和“刚”都是一种道德直觉。梁氏肯定生命的能动性、创造性，认为直觉体认一种有意昧的精神、趋势，实是一活形势，不同于呆静的感觉和固定的概念。梁氏认为，与感觉、理智不同，直觉沟通内外生命，超越主客二界，当下地会悟自我同一，直接把握内在的精神生命即是最高的宇宙本体。梁氏肯定“附于理智的直觉”，认定“中国生活是理知运用直觉的”。

　　儒学观　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人在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无疑地就是儒家孔门那种学问。”（《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儒家孔子之学不是外在知识之学，也不是哲学玄想，而是在他自身生活中勉力造达一种较高境界的一种学问。这种学问不妨称之为人生实践之学，即力争人生在宇宙间愈进于自觉、自主、自立、自如之学。孔门之学原是人类“践形尽性”之学。盖人心要缘人身乃可得见，是必然的；但从人身上得到人心充分见出来，却只是可能而非必然。尽性云者，尽其性所可能也。此学要在力行实践，以故后儒王守仁揭举知行合一之说，不行不足以为知。梁濑溟说：“孔门之学岂有他哉！唯在启发各人的自觉而已。从乎自觉，力争上游，还以增强其自觉之明，自强不息，展转前进，学问之道如是而已。”（《东方学术概观》）“人有无私的感情存于天生的自觉中。此自觉在中国古人语言中，即所谓良知，亦或云独知，亦或云本心者是已。自觉能动性为人类的特征，表现出至高无上的主动精神。但人们却可怜地大抵生活在被动中：被牵引，被诱惑，被胁迫，被强制……如是种种皆身之为累而心不能超然物外也。自觉能动性是无时不有的，无奈人要活命先于一切，不免易失而难存。所以良知既是人人现有的，却又往往迷失而难见，不是现成的事情。孔门之学就是要此心常在常明，以至愈来愈明的那种学问功夫。”（同上）儒家慎独“修身”功夫，即是让人们反躬隐默地体认，自觉此自觉。梁漱溟认为，孔孟之道自有其真，中华民族几千年实受孔孟理性主义（非宗教独断）之赐；不过后来把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寝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梁漱溟主张复兴儒家孔子的活的精神。

　　著作　梁漱溟的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梁漱溟教育文集》《东方学术概观》等。梁氏全部著作约400万字，现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全集》。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的代表作。1920年秋，作者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次年夏天又到山东济南讲演同一专题。学生陈政、罗常培据记录整理，又经作者补充审定，于1921年印于山东，于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在北京正式出版。短短一年之间连续印刷5次，作者因是书而名满天下。此书是中国比较文化与比较哲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共5章，透过东方化和西方化的界定和西洋、中国、印度三方哲学之比较，阐述了作者关于“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的思考。在西化运动狂飚突进的时代，作者力排众议，重建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儒学）的主体性，在当时有着震聋发聩的效应。作者晚年在《人心与人生》中指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所为作，即在论证古东方文化如印度佛家、中国儒家，均是人类未来文化之一种早熟品；因为不合时宜就耽误（阻滞）了其应有的（社会）历史发展，以致印度和中国在近代世界上都陷于失败之境。但从世界史的发展而时势变化，昨天不合时宜者今天则机运到来。”作者依据人生的三种问题（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设定人生的三大路向；又以人生的三大路向，界定西洋、中国、印度三大文化系统。西洋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得满足于外，因而开出灿烂的物质文明；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融洽我与对方之间，超越乎彼此对待，得满足于内；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以取消问题、不产生要求为最上满足。作者进而把世界文明划为三个发展时期。现代文明以西方文化为代表，是乃第一期；中国文化将翻身成为世界文化，是乃第二期；印度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将是第三期。此论一出，遭致各方面的批评。胡适批评为“主观的文化轮回说”。

　　本书主要的贡献是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方式。作者在对胡适做反批评时，即指责西化派把世界各国文化放在一个类型的文化发展之中，泯灭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特异色彩。作者在本书中对《易》之形上学和孔子的人生哲学做了高度评价。作者以一种极活泼的生命哲学，诠释孔子生生不已的精神，特别提扬孔学的道德直觉和生命体验，指出仁的内心生活具有生机洋溢、当下承担和寂然默感的特性。作者推崇孔颜孟子的自得之乐、不计较利害的态度和性善之理，认为数千年中国人的生活，除孔门外都没有走到其恰好的位置上。作者展望未来的世界文化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本书现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第一卷。

　　《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的著作。作者1941年春在广西大学做过专题讲演，次年春乃在桂林开始着笔，至1944年陆续写完六章，因日寇侵桂辍笔。1946年11月在重庆北碚重新写作，至1949年6月完稿。同年11月由路明书店印行。全书共14章。作者为解决中国问题而不能不用心追寻中国历史文化之根，因有此书之作，旨在疏解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作者批评冯友兰的《新事论》将“中西之异”看成“古今之别”，忽视了民族文化的形成及其个性。作者认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西方文化以基督教的宗教精神为中心，中国文化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为中心。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由集团生活逼出了“个人本位”。中国人由家族生活偏胜而演进为“伦理本位”。中国人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两端。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以道德代替宗教。中国民族精神即清明和谐的理性精神，启发人们从“有对”超越于“无对”，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透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进而与宇宙同体。作者认为，“周孔以来早启之理性，其表现与成就只得‘纳入群于伦理’，‘化阶级为职业’，‘融国家于社会’。”（《中国文化要义》）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诸特性使得中国古代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由于中国文化早熟，礼俗代替法律，道德代替宗教，注重内心修养，缺乏向外的客观研究，因而没有产生发达的科技、理智、学术、工商经济，也没有民主、人权自由、民治制度。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走的不是一个路子所致。中西分途，其文化之后果便全然两样。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个性和优长，有自己的缺弱和弊病。作者在文化哲学观上反对以一个尺度、一种模式衡量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文化比较上持“流派观”而批评“阶梯观”；反对把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文化都看成相同的，以西方文化之发展作为唯一的参照；批评了直线进化论和西欧中心论。作者的方法论缺陷，即把民族文化的个别性、特殊性脱离世界文化的普遍性，以殊相抗拒共相。这种割裂实际上无法贯彻到底。例如作者对中国文化缺乏独立的科学知识系统和产生不了民主政治的判定仍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又如作者认为：西方文化是身的文化、理智的文化、用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理性的文化、体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一期发展，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期发展，印度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三期发展。这与本书的方法论原则在逻辑上是悖谬的，足见分途说不能够自圆，仍要借助于阶梯观。本书现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第三卷。

　　《人心与人生》　梁漱溟的著作。作者1923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孔学绎旨》时，即有志于此书之作，以阐述“孔家的‘人类心理学’”。20～30年代常以此题做讲演。60年代初撰写了前7章，因“文化大革命”而辍笔。1970～1975年间终于写成。1984年自费请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全书凡21章。作者指出：“说人，必于心见之；说心，必于人见之。……讲到人心必于人生求之。而讲到人生又不可有见于个体，无见于群体。……吾书既将从人生（人类生活）以言人心；复将从人心以谈论乎人生（人生问题）。前者应属心理学之研究；后者则世云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或道德论之类。其言人心也，则指示出事实上人心有如此如此者；其从而论人生也，即其事实之如此以明夫理想上人生所当勉励实践者亦即在此焉。人心，人生，非二也。理想要必归合乎事实。”（《人心与人生》）全书核心在于依据儒家哲学精义论人之本性，其言人心，从知识引入超知识、反知识，亦即从科学归到形而上学，从现实生活上起作用的人心归到宇宙本体。作者认为，吾人生命直与宇宙大生命同体，生命本性要通而不要隔。认识生命必先认识这不容限隔。若不能体认人与宇宙同体，即迷失生命向上奋进争取自由的本性。人心要缘人身乃可得见，是必然的；但从人身上得有人心充分表现出来，却只是可能而非必然。人心不是现成可以坐享的。通过儒家“践形尽性”的功夫，即可陶养并充分发挥、争取、实现出人心的灵活性、主动性。作者指出：“理智者人心之妙用；理性者人心之美德。后者为体，前者为用。”（同上）理智从属于理性而涵于理性之中。人的怵惕恻隐、正义感都属理性。作者批判了所谓道德直觉（良心）为神秘不科学、否认人性本善的说法，认为，道德之唯见于人类，是因为争取自由、争取主动、不断地向上奋进之宇宙生命本性，也唯见于人类。人在生活中能实践此生命本性便是道德。“德”者，得也；有得乎道，是谓道德；而“道”则正指宇宙生命本性而说。“反求诸己”，“尽其在我”，说明道德纯是自律、自觉、自课。本书通过对自然与人、本能与理智、理智与理性、身与心、知与行、己与群、世间与出世等关系的探讨，考察了人在天、地、人、我中的地位，最终落脚到真、善、美的统一中来。调理身心、涵养德性，而且懂得其道不在对人说教而宁在其生活的艺术化，是社会人生的新境界。通过比较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和儒、释、道三大思想资源，并引证了心理学、神经学等资料，阐释并肯定了儒家的道德哲学。本书现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