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1980）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创始人。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天游、无悔、张久、诚吾、桂姜园等。江苏苏州市人。他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卓越贡献，蜚声国内外学术界，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生平和著述　顾颉刚自幼即受严格的家庭教育，熟读《论语》《孟子》《左传》《诗经》之类经史书籍。1906年进入苏州高等小学，两年后人中学。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哲学系，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并留校任助教，标点《古今伪书考》，并与胡适、钱玄同交往，研讨辨伪书伪史诸问题，力倡考辨学风。1922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次年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引起古史问题的论争。1926年收集有关疑古辨伪的文章编成《古史辨》第1册，在《自序》中阐述研究古史的起因、方法和坚持某些见解的理由，自此标志着在史学界一个以疑古为旗帜以考辨古史资料真伪为职志的“古史辨派”正式组成。1929年任燕京大学研究员兼教授。1934年创办《禹贡》半月刊，成立“禹贡学会”，倡导对历史地理及边疆地理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到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边疆救亡的宣传工作。此外，还相继应聘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及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历史学会理事、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等。应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请，主持过《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主要著作有：《汉代学术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三皇考》等，与人合作著有《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古史辨序》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文集的“序”文。1926年《古史辨》问世，标志以疑古辨伪为主旨的“古史辨派”（亦称“疑古派”）正式形成。到1941年《古史辨》共刊行7册，350篇文章，325万字。第1册由顾颉刚编著，并撰一篇长达6万字的《自序》，“约略做成一部分的自传”，叙述自己研究古史的起因、方法和坚持某些见解的理由。文中列举现今学者对他的诱导和影响，如胡适、钱玄同支持他“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章炳麟使他知道要“用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看哲学家和史学家的眼光去认识孔子”；他推翻古史的动机则是受《孔子改制考》所载“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而更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而他最得益处是来自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著述。文中又举出古代导引他走上怀疑古史的人，如：姚际恒作《九经通论》，敢于疑“传、注”甚至疑“经”，还敢于批判朱熹、郑玄；崔述的《崔东壁遗书》以“考而后信”的态度，驳斥了诸子百家的传说和神话；宋代郑樵的《通志》，对前人所造之偶像敢于打破，对齐、鲁、韩、毛、郑所解释《诗经》的说法都有批评，主张做学问应融会贯通。故顾颉刚始终肯认：“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1930年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2册，又撰写了《自序》。序文对有人批评他“没有结论”“没有系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书本材料不足为研究古史之用”等问题一一作答。又指出，他从事的考辨是继清代学者的工作，从消极方面说是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积极方面则是希望替文籍考订家恢复旧产业，替民俗学家辟出许多新园地。1931年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册，上编讨论《周易》，下编讨论《诗》。他在《自序》中指出：于《易》则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于《诗》则破坏其文武周公的圣经地位而建设其乐歌地位，当然建设并非为自己的创造。1933年顾颉刚请托罗根泽编著了《古史辨》第4册，他照例撰写了“序”文。认为研究古史就应坚决破除偶像，如帝系所代表的种族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是学术的偶像。他断定这四种偶像都建立在不自然的一元论上，于是我们的历史一切被其搅乱，我们的思想一切受其统治。1934年顾颉剐编著《古史辨》第5册。在《自序》中申明自己已超越今古文的门户之见，要用考古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和材料来解释经书问题，“只要我这一册比《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原》逼进一层，就可以无愧于时代的使命”。《古史辨》第6册由罗根泽编著，第7册由吕思勉、童书业编著，这两册没有顾颉刚撰写的“序”文。总之，顾颉刚所撰写的《古史辨序》完全反映了“疑古派”的历史观及其辨伪考证的学术进程和成果，观点鲜明，引证丰富，与《古史辨》所集的文章一样，在学术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尚书研究讲义》　顾颉刚编撰。原为木刻本，后有民国石印本，今已罕见流传。是书为顾颉刚及其学友、学生研究《尚书》的论文汇编。仅编成第1集，又分为甲、乙、丙、丁、戊、己6种（本）。甲种，《尚书》本文；乙种，《伪古文尚书》本文；丙种，《尚书》各篇之评论；丁种，《伪古文尚书》之评论；戊种，《尚书》学中的问题及其讨论之材料（摘要）；己种，本讲义之讨论。参加研讨的有郭沫若、王树民、郑德坤、张福庆、谭其骧等著名学者及燕京、北大两校同学。本书所收的研究文章，引证宏富确凿，系统深入，其中以顾颉刚自撰的关于《尧典》的文章，尤为突出。本文擘头指出：“本篇开首即云‘日若稽古’，其非当时之记载已极显明。而说者以有尊重道统之成见，必欲纳之于唐虞之时代，遂曲解‘稽古’谓为‘尧顺考古道’（马融及伪孔传说）或竟云‘稽，同；古，天也。言尧能顺天而行，与之同功’（郑玄说）。此实仅足供我侪剧笑之资耳。”文中以大量资料，反复考辨，得出《尧典》有八种所本：（甲）、孟子所见本；（乙）、《论语》所引本；（丙）、四岳九牧九官为二十二人本；（丁）、《五帝注》所引本；（戊）、《史记》所引本——即清儒自伪《古文尚书》洗刷而出之本；（己）、伪《古文尚书》析为《尧典》《舜典》两篇本；（庚）、姚方兴所上有“日若稽古帝舜”十二字本；（辛）、伪《舜典篇》续增“浚哲文明”十六字本。足见《尚书研究讲义》乃代表当时《尚书》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科学价值。

　　《书序辨》　顾颉刚辑点的有关《尚书·序》辨伪的资料集。1934年由“朴社”《辨伪丛刊》刊出，1955年收入中华书局《古籍考辨丛刊》第1集。顾颉刚在“丛刊”的序言里指出，考据学之目的在于从资料来源及其真确性以及作者的时代、环境诸问题来揭示每一资料的本质，以便经分析综合而得出正确的历史知识。《尚书·序》的真伪为历来聚讼纷纭的问题。因为《尚书》是一部最高的经典，而《尚书·序》则为《尚书》之纲领；若其出自孔子的手笔，则其权威性将得以施展。顾颉刚辑点此书的目的即在于明辨孔子、《尚书》和《尚书·序》的关系。全书依历代各家的辨伪意见而排列：辨一，辑录朱熹的《朱子语类》中有关否定孔子作《尚书·序》的观点；辨二，辑录蔡沈的《书集传》中有关论辨《尚书·序》乃伪作的篇章；辨三，辑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中有关孔子作《尚书·序》是刘歆作伪说的论证；辨四，辑录崔适的《史记探源》中有关刘歆作伪的论辨观点。本书卷首有今人赵贞信的《书序辨·序》，是一篇详细考辨《尚书·序》真伪的长文。是文断定：“《尚书》有三次作伪：一、《百两篇》，二、《汉伪古文》，三、《晋伪古文》。这三种伪书，结果是留下了《晋伪古文》一种。我相信《书·序》是同样的经过三次作伪的，现存的《百篇书序》即是经过了作《晋伪古文经》的人的改造的。”顾颉刚在1955年8月28日发表于《古籍考辨丛刊》第1集的“后记”，对赵贞信的“序”做了完全肯定，并做出结论：“《书序》到今天，它的命运已和《诗序》一样，再不能维持它的传统的尊严了。”

　　学术思想和成就　顾颉刚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古史、古籍考辨、历史地理、民俗文化等方面。以他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疑古辨伪为思想纲领。这一思想乃是“五四”后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自认继承了郑樵、姚际恒和崔述的疑古辨伪传统，又受了胡适、钱玄同的史学观点和治学方法的影响，加上吸收了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进化论的科学知识，使之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主要有：①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对这一史观阐明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种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并认为“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以此说明中国古史是各时代后人层累造伪的产物。这种疑古史观，对考辨从盘古三皇五帝到唐尧虞舜传说的史料价值，对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崇古观念，揭露奴隶社会残酷剥削的真相，对于消除封建“道统”和伦理纲常的虚伪说教等，都有积极的作用。它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标志着中国的疑古辨伪之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②考订古书著作的年代，为考辨古史传说提供可靠的依据。他认识到：“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做基础的，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所录；有许多伪书是用伪史做基础的，如《伪古文尚书》《古三坟书》《今本竹书纪年》等。”（《古史辨》第1册《自序》）因此，考订古籍是推翻伪史的途径之一。为此，他考订《周易》的《卦辞》《爻辞》创作于西周初；《易传》则在战国；《今文尚书》各篇的著作年代不尽相同，其中《甘誓》《汤誓》《洪范》等为东周作品，《尧典》《皋陶谟》《禹贡》是秦汉间的伪作；《诗经》的辑集年代在孔子以后，孟子以前；《周礼》是战国时齐人的著作；《国语》《左传》均是战国时人的撰述；《老子》《庄子》均是战国末成书，等等。对于古籍的考订，他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反复比观，多重论证，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③研究历史地理，以探索古代民族和地域的实际情况。他指出，就民族而言，春秋前无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螈，任、宿、须句出于太嗥，郯出于少嗥，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楚、夔出于祝融，皆各有始祖，并不出于一元。只是随着战争起落，民族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因此研究古史当以依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其系统的异同状况。再以地域而言，战国前亦无一统观念，如夏在河南北部和山西省南部一带；商起自东北，灭夏而占有中原；周灭商而入主中原，又延申到申、吕、许等地。春秋以后，楚、晋、越、吴等，皆各有疆域。因此，中国地域的统一，是经过夏商周的不断扩展，战国200年的兼并，到秦始皇完成的。《禹贡》《职方》以及《史记》等所谓的地域统一，是战国秦汉时的情形，决非早就定局的地域。④对于民俗文化有很强的兴趣，在民间故事、歌谣和风俗等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是用研究史学的方法、精神来对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进行研究，深得学术界的赞扬。“孟姜女”一时成为许多学者的共同课题。他编的《吴歌甲集》，出世较早，材料丰富，且有很深的理论性。《吴歌小史》《苏州近代乐歌》等论文，都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在研究风俗学方面，所撰的《苏粤的婚丧》等，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