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1978）　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学名开贞，号尚武。沫若是1919年9月11日在《时事新报》上首次发表新诗时开始使用的笔名，此外还用过许多笔名，如郭鼎堂、麦克昂、杜衍等。四川乐山人。

　　生平　少年时即熟读古代典籍，尤喜读《庄子》，培植了研究古史及先秦诸子学的基础。1910年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开始接触外国文学和哲学名著，亦能挥笔写出富有反帝爱国激情的诗篇。1914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五四”时期，从事新诗创作，推动新思潮传播，开一代诗风。1921年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同年，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在东京组织“创造社”。1923年获医学士学位。不久，认为“文学可鼓动起热情来改造社会”，遂弃医从文。1924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翌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等重要著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古史的里程碑。抗战开始，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此时又相继发表《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鼓舞人民斗志，影响极大。《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有创见的著作亦结集出版。抗战胜利后，反对独裁，反对内战，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做不懈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许多重要职务。又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6月12日病逝于北京。生平著述丰富，现有《沫若文集》（17卷）行世。自1982年起《郭沫若全集》（共38卷）已陆续编印出版。

　　古史研究　郭沫若针对当时史学领域几被疑古派和信古派的片面史观全部占领的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为指导，独辟蹊径，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起先，他依据《诗》《书》《周易》等先秦典籍，后又进一步运用甲骨文、金文等，全面考察了商周两代的渔猎、牧畜、农业、工艺、贸易等方面的情况，认为商代是“金石并用”时代，是牧畜业进展到农业时期，而周代则是青铜器时代，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又认为人是在物质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家庭、阶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并形成意识形态。以大量的史实，论证中国确实存在着五种社会形态，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又是提出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的第一人。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到《驳实庵字说》《奴隶制时代》，都坚持这一论断。认为依据古代文献和器物，证明“奴、婢、隶、仆、童、妾”固然是奴隶，而“臣、民、氓、宰”也是奴隶，前者从事于家内的贱役，后者则从事于生产，社会地位更为低贱。依据彝器铭文亦可断定“鬲”亦是战俘而转变成的生产奴隶。以大量奴隶的存在并被任意屠杀，以及“井田制”的实际情形、工商业的发展、名物的变革、政治法律的比较，确实证明所谓“中国则由亚细亚生产制而直接进入封建制”，中间没有奴隶制的观点，是错误的。虽然后来随着地下发掘文物的不断出现以及对某些观点的修正，他虽然对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社会分期的主张有所改变，但坚持中国古代社会确实经过奴隶制阶段则始终不渝。在研究古史的过程中，他用科学观点和方法钻研甲骨文、金文亦是首创者。其目的在于“搜集第一手资料”（《金文丛考·重印弁言》）。就甲骨文的整理而言，创见屡出，如：断片复合，残辞互足，开研究的新路；称风神为帝史，以干支计日程，殷车常驾二马，卜雨兼卜来自四方，等等，均为前人所未说；以戋甲为河亶甲，以芍甲为沃甲，以像甲为阳甲，解决了关于殷王世次的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特别是《释祖妣》一文，科学地揭示了二字的本义，从而考察古代的生殖神崇拜和宗教起源以及婚姻制度的变迁。在金文方面更有成就，剔除伪说，用以做历史研究的真实材料。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编》《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的出版，业已承受了历史的验证，为中外学者所肯认，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儒学研究　郭沫若对于儒、儒家和儒学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对儒家学说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其论点较集中于《驳说儒》《周易之制作时代》《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荀子的批判》《秦楚之际的儒者》等文中：①在儒的发生问题上，针对胡适的论点，提出儒本起于邹鲁，是邹鲁缙绅先生的专号。其本义为“柔”，即不事生产的筋骨之柔，非殷民族奴性的宗教。至周代而形成专门为人相礼、祭祖祀神、办理丧事的儒这一阶层。认为随着儒的职业化、知识的普及化、孔子因把从前由贵族占有的知识普及至民间而做出巨大功绩，所以被奉为儒家的创始人。②推崇孔子。认为孔子乃不世出的天才，其思想是顺应当时解放奴隶的历史潮流，袒护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的乱党，很想积极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孔子学说是批判继承过去的文化而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以为新的封建社会的靭带。其核心是仁，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行为，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所操持的一贯之道，是由己及人的人道主义，这就是人的发现。要求人的视听言动都要合乎礼，即不去侵犯众人，必须遵守该时代维持社会生活的各种规范。郭沫若又指出，孔子主张为人为学都应抱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虽然肯定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但更强调“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孔子否定传统的鬼神，否定天或上帝，否认地上的王权。他心目中的天只是一种自然或自然界中流行着的理法，所说的命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必然性。其整个思想体系是在主观的努力上追求“仁”，在客观世运中认定“命”。总之，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完全值得肯定的。③考察了孔子以后的儒家。据《韩非子·显学篇》具体分析孔子以后“儒分为八”的情况，论证有：子张之儒乃孔门中的过激派，其后接近墨家；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是一系；颜氏之儒，富有避世的倾向；漆雕氏之儒乃孔门的任侠派；仲良氏之儒疑是陈良的一派，屈原当出其门下；孙氏之儒即是苟子，主张“隆礼义”，包含着“尊法听制”，可见与孔子有了相当大的距离。又，至于秦汉之际的儒者，虽经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战争之劫难，但仍有一部分人在秦朝任官职，如李斯；一部分人在埋头研究或著书，如荀子、浮丘伯、伏生、田何、公羊子等；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如孔鲋、张良、郦食其、陆贾等。郭沫若断定：到了汉初，儒家在事实上也完全变了质，先秦以前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汇合到儒家阵营，打的却都是孔子的招牌。

　　著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著。乃作者旅居日本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通过甲骨文、金文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5篇论文的结集。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初版，以后几次再版。现有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本为通行本。是书前首有导论，题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原发表于1928年第4期《思想》杂志；第1篇，题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第2篇，题为《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此两篇皆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5卷21期，笔名“杜衍”；第3篇，题为《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第4篇，题为《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后面有“附录”，对“殷虚之发掘”等10个问题做追论及补遗。作者自称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向导，亦可谓书之性质即是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力驳信古派、疑古派的历史观点，认定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的发展为前提。遵照唯物史观业已科学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之一般程序，指出中国确已经过以渔猎畜牧为生产本位和以母系为中心的原始公社社会。依据石器骨器铜器等古物文字及生产力水平衡量，应断定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源，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公社社会。西周乃奴隶制社会，可从《易经》等著作中所反映的时代生活以及相应政治机关、阶级关系等方面得到证明。周室东迁以后，中国的社会才由奴隶制逐渐转入了真正的封建制。其时有平民暴动，宗主失威；有所谓“择三有事，直侯多藏”，“如贾三倍，君子是识”等社会现象出现。而至近百年，因科学的输入，蒸汽机的到来，中国社会则已进入资本制时代。故中国社会发展程序与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程序完全一致。书中针对拉狄克、李季、陶希圣等否认中国有奴隶制社会存在的观点，最早提出并坚持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论点。从古文献所记载的事实，证明“臣”“宰”“民人”“庶人”“人鬲”“童”“妾”“仆”“夫”等即是奴隶，可被任意刑戮、买卖、赏赐。此“西周奴隶制”说，被誉为“打破了一二千年官学对中国古代的‘湮没’‘改造’和‘曲解’，确是一桩破天荒的工作”（何干之：《中国社会史论战》）。由于此书为“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草创时期的作品，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发掘，作者对文献、卜辞、古器物等资料的解释有所修正，尤其是在社会分期如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界定方面的观点颇有改变，这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奴隶制时代》中有详细阐明。尽管如此，中国史学界仍称此书是划时代意义的、填补世界文化史上的空白之巨著。

　　《驳说儒》　郭沫若撰。为反驳胡适的《说儒》而作，原名《质问胡适》，发表于1936年《中华公论》杂志，先后收入作者的《蒲剑集》《青铜时代》。针对胡适所谓“儒本殷民族的奴性的宗教，到了孔子才‘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的地位，就完全和耶稣基督一样”的论断，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驳难和证明：①三年之丧并非殷制。认为三年丧制本是儒家的特征，此丧制并非殷人所旧有，从已出土的《殷虚卜辞》的时代纪录可证，故儒不存在于殷代。②把《尚书·无逸》《论语·宪问》的“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解释为行三年之丧而不讲话亦难成立。“谅阴”，乃近代医学所指的“不言症”。③从《周易》的制作时代，可证欲把“需”卦爻辞来讲儒是“牵强得太不近情理”。又指出：既然胡适一面谓“《周易》制作的时代已不可考”；另方面又推测说“《易》的卦爻辞的制作大概在殷亡之后”，断定“作者是殷人”，故“这个推测和断定，连边际也没有触到”。经举资料论证，结论是：“我的见解，《易》的作者是馯臂子弓。”④论《正考父鼎铭》之不可据。认为《正考父鼎铭》见之于《左传·昭公七年》《史记·孔子世家》，而实是古文经学家刘歆的伪造。从正考父所作《商颂》亦可见其“格调雄壮、音韻洪朗”，实在不能作为“柔慈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的一种遗风”的论据。⑤认为《说儒》另一主要论据是把《商颂·玄鸟篇》解为预言诗，此乃谬见。《玄鸟》并非预言诗。胡适乃标点断句有误，故未读懂此诗。⑥对胡适所言“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的评语，亦不苟同。认为且举几条《卜辞》即可知帝辛的经营东南，规模宏大，功绩卓著，殷人心目中的“武王”是值得纪念的，应做公正的历史评价。⑦论儒的发生与孔子的地位。中国文化导源于殷，殷灭于周。儒本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专号，于孔子前已有，为春秋时代历史产物，西周奴隶制崩溃的成果。儒乃是处于末途的祝宗卜史的贵族转化，不事生产，无拳无勇，故有“柔顺”之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将儒职业化、行帮化，亦同时为知识的普及化努力，无宁是历史趋势所致。《诗》《书》《礼》《乐》《春秋》乃旧有之物，非孔子所创造，虽然他亦有删改修订之功。若引《大克鼎》《虢旅钟》《番生簋》《叔向父簋》的铭辞为证，足见“尚柔”并不是殷人的传统，也并非狃于奴隶的积习使然。要之，胡适于《说儒》所做论断皆无根据，反而说明其“研究态度正是所谓‘公式主义’，所谓‘观念论’的典型，主张实用主义的胡适，在这里透露了他的本质。”

　　《十批判书》　郭沫若著。为作者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主要论集之一，是《青铜时代》的姊妹篇。1945年初版于重庆。1954年人民出版社修订出版。1956年科学出版社沿用人民版多次刊印。1982年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现今通行本。是书汇集论文是：首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总结了作者早期的古史研究，对1930年初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书中有关封建制、井田制、人民身分、工商业、奴隶解放问题的观点和文献、卜辞、古器物资料等做了修正。次篇，孔墨的批判。认为孔子的基本立场是顺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封建社会的韧带；墨子在公家腐败、私家前进的时代，是袒护公家、反对乱党的，和孔子思想处于相反的地位。第三篇，儒家八派的批判。依据《韩非子·显学》论述儒家八派：子张之儒，似为孔门的过激派，对墨翟稍有影响；子思、孟子、乐正之儒，应是一系；颜氏之儒当指颜回派，《庄子·人间世》等有关于其“心斋”“坐忘”的思想主张；漆雕氏之儒为孔门的任侠一派；仲良氏之儒疑为陈良一派，屈原应出于其门下；孙氏之儒当指子弓的徒属荀子的一派。上述考察足见儒家内部的派别分野是相当可观的。第四篇，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探讨黄老之术何以培植、发育和昌盛于齐国，道家三派即宋钘尹文、田骈慎到、环渊老聃的理论之异同以及演变等。第五篇，庄子的批判。认为自庄子始乃使道家真正成为一学派并与儒墨鼎足而三。其主张人与“道”合为一体，方能体现人生之意义。然庄子后学和思孟学派思想靠近，失却反抗性而转形为御用品。第六篇，荀子的批判。除论述荀子的循环论宇宙观、复古的历史观、与知识论相矛盾的性恶论以及隆礼尊法的政治论外，还考证《仲尼》似非荀子手笔，从而断定荀子并无“持宠处位终生不厌之术”的主张。第七篇，名辩思潮的批判。分析评述了刘御寇、宋钘、尹文、兒说、告子、孟子、惠施、墨家辩者、荀子等的名辩思想和业绩。第八篇，前期法家的批判。上溯子产，论及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予夏，慎到、申不害则属黄老。战国时子夏确已自外于儒家而自立门户。第九篇，韩非子批判。认定其远源应是道家儒家，更采纳墨子的绝对君权主义，扬弃尊天明鬼、兼爱尚贤，而把尚同非乐非儒的部分引向极端。第十篇，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针对当时有人“歌颂赢政，有意阿世”，对秦始皇做了大胆的否定。从思想政治等方面，论析吕不韦与秦始皇是绝对的对立：前者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而后者则依然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所编的《吕氏春秋》是有永存价值的。总之，《十批判书》史料丰富、论点新颖，在思想界史学界引起高度重视，有着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