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1969）　中国现代哲学家。江苏宝山（今上海宝山）人。

　　生平　幼年在家塾接受旧式教育，12岁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所设的广方言馆，学习英文及数理化知识，对中国典籍仍保留兴趣。1906年，由宝山县公费送至日本读书，半年后考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国家学，并自修德文。1912年，被北京“宪法新闻社”聘为德国观察员，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赴德国，于第二年三月考入柏林大学学习政治学及国际法，开始接触德国哲学。1916年由德国返国，两年半以后，再次随梁启超等人到欧洲游历。与德国哲学家R.C.倭铿晤见后，激发起研究哲学的兴趣，遂从倭铿学习哲学，与之合著《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一书。1921年，陪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来华讲学，任翻译。1923年2月，在清华大学向出国留学生演讲“人生观”问题，引起丁文江、胡适的不满，遂爆发了20年代轰动中国学术界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又称“科玄论战”）。在论战中，张君劢强调科学自有它的局限性和范围，不能解决人生和价值问题；认为人生观“起于人类之自由意志”。这一思想主要受倭铿、H.柏格森一派生命哲学家的影响。但不久，他的兴趣又转移至Ⅰ.康德。他后来自述这段时期他思想的转变说：“然倭氏柏氏书中，侧重于所谓生活之流，归宿于反理智主义，将一二百年来欧洲哲学系统中之知识论弃之不顾。故我初期治两家学说后，心中即有所不慊，乃同时读康氏著作于新康德派之所以发挥康氏者。此为我心理中潜伏之态度。倭氏柏氏提倡自由意志、行动，与变之哲学，为我之所喜，然知有变而不知有常，知有流而不知潜藏，知行动而不知辨别是非之智慧，不免为一幅奇峰突起之山水，而平坦康庄大道，摈之于视野之外矣。倭氏虽念念不忘精神生活，柏氏晚年亦有道德来源之著作，然其不视知识与道德为文化中之静定要素则一也。”（《中西印哲学文集》）然张君劢事实上并未完全放弃柏格森主义，他对康德的理解仍然是遵从大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理路的。此一倾向贯彻他一生思想的始终。

　　30～40年代，张君劢热衷于政治活动，是中国政界和社会上的一位活跃人物。他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之余，还撰写了许多有关社会政治方面的著作。1946年，“中国民主社会党”成立，张君劢出任主席。该党类似于晚清的。立宪党”，时人遂有“康梁张”之称。1947年，他应美国华盛顿大学之请，到美国讲授“中国新宪法”。两年后，应印度政府之邀到印度讲授中国哲学。在印度留居三年，钻研印度哲学。1952年以后，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从事哲学研究，这期间，撰写和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著名者有英文的《新儒学思想史》。1958年，张君劢73岁，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对中国儒家文化做了全盘的肯定，被人称为“现代新儒家宣言”。文中强调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认为西方文化发展至今面临许多问题，应该学习“东方之智慧者”。此后，张君劢赴世界各地做“环球讲学”，积极宣传儒家思想，倡导儒学的复兴；并创办“自由中国协会”，发行《自由钟》会刊。他的许多重要论文，如《专制君主政制》《孟子与柏拉图》等均在该刊上发表。1969年2月，在美国旧金山逝世。其生前的学术著述文字，由他的学生程文熙编成《中西印哲学文集》两大册行世。

　　哲学思想　张君劢的哲学思想前期受柏格森一派生命哲学家的影响，后期转向新康德主义，知识论与伦理学并重，强调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的区分。在《我之哲学思想》一文中，他发表对哲学的见解说：“人类处于两界之中，一方为物质，一方为心灵，或曰思想。人类运用其心灵求所以宰制自然者，乃有知识，同为人类，人之与人，有待人物与团体生活之规范，是为道德。斯二者相济为用，不可或缺，犹车之有两轮，其一或倾或折，则滞于中途而丧其前进之能事。”（《中西印哲学文集》）

　　在中国儒家思想体系中，他特重孟子，称之为“立极之哲人”，并以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对孟子哲学做了新的诠释。他认为孟子强调“思”的哲学方法，是将其哲学建立在“种类”的基础上的；孟子对“心”的作用的重视，实成为中国直觉主义的开山祖；此外，孟子将人视为“理性的动物”，强调和注重人的特性，其坚守严格的人类生活之道德观的学说，堪与康德“意志中之是方是善”之“断言命令”比美。

　　张君劢对宋代儒学评价极高，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认为宋代学术的风气是疑古，由疑所疑，而自有所立说而创作；在学术思想上，宋儒继承了孔盂传统，而成就和体系上则远超过孔孟，故宋代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最盛期。

　　张君劢早年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有深入钻研，以后又研究过印度哲学与佛学，故擅长中西印哲学之比较，常常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或反过来用中国哲学思想来诠解外国哲学。他认为中外思想发展途径、表面形态不同，而凡为哲学者有为哲学之所同者则一，故中外哲学有许多可供比较及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中西哲学又各有所偏重与所长，故处在今日东西方关系密切之时，当求东西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