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1929）　中国近代思想家、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以追随其老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而著名于世，两人并称“康梁”。又由于他学识渊博，传播西学和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尤有贡献，其著述曾影响了一代人，故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生平和著述　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到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学，阅读大量的经、史、子、集，奠定了汉学的基础。17岁中举。次年，即清光绪十六年（1890）赴京会试，归途于上海购得《瀛环志略》，眼界大开。秋，与陈千秋同访康有为，极为折服，从此终身追随。之后，于上海专撰《时务报》，又到长沙主讲时务学堂，鼓吹“兴民权”“变官制”，实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时期，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先后主编《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主张立宪保皇。又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编纂多种学案，批判封建思想，抨击当政的守旧派，在当时知识界影响颇大。但因坚持改良主义，与革命派进行激烈的论战。连续发表了《开明专制论》《暴动与外国干涉》等文，表明其思想日趋保守。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织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1917年顺应时代潮流，再而反对张勋复辟。后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任财政总长。1918年底去欧洲旅游，返国后著《欧游心影录》，宣称欧洲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1920年支持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晚年息影政坛，从事著书讲学，执教于清华学校研究院，且一度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并在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著作内容甚为广泛，举凡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法学、理财学、社会学、文学、佛学、经学等，均有涉及，其数量近2千万字。如有：《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1932年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合集》（1936年、1941年重版）是为收录最富、校订较精的本子，共有148卷。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梁启超选集》收录了他的代表作。

　　学术观点及活动　大致有下列5个方面。

　　服膺进化论鼓吹变法维新　梁启超对于从西方传人的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学说，极为信服，很快运用于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事业。认为天在变，地在变，生物在变，人类在变，“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变法通议》）。强敌压境，形势逼人，变法维新势在必行，“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同上），并认定无论自然或人类社会，新陈代谢的法则是不可抗拒的。开新则强，守旧则弱；物新则壮，旧则老败，天道人道定然如此。因此，他要求统治者掌握维新变法的主动权，认清变法图强的必要性、紧迫性，顺应世界时势的发展。上述观点是对封建统治者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有力批驳，为变法维新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在当时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强调“惟心”提倡先验　论梁启超曾表示既反对唯物主义，亦反对唯心主义。但究其实，他强调“惟心”则是明显的。1899年所写《惟心》一文，认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把物质世界看做主观精神（心）的产物。因此断言天下不存在“物境”，只有“心境”而已。在认识论方面否定实践第一的观点，认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实事，理论者实事之母也”（《新民议》）；“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德育鉴》）。无怪他极力赞赏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为千古学脉、超凡人圣不二法门，堕入了先验论的巢臼。

　　批判“帝王中心论”首倡史界革命　梁启超激烈地批判和否定封建史学的“帝王中心论”（即封建正统史观），认为以往的史书不过是“帝王的家谱”，记载朝廷兴盛衰亡的历史陈迹，目的亦仅供君王之浏览，于国家社会毫无借鉴作用。故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新史学》）他主张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承认客观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发生作用，历史并非扑朔迷离、纷歧淆乱的。他后来又放弃这一思想，认为历史乃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甚至说：“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人类惟常能运用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地理及年代》）又说历史是英雄豪杰所创造的，“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传记磅礴充塞之”（《自由书》）。

　　传播西学做启蒙宣传　梁启超热情介绍和传播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学术思想，适应时代的需要，在清末民权运动中起了启蒙教育的作用。他介绍了卢梭的《民约论》，强调国家乃是人民的公产。又热情宣传天赋人权论，认为人人皆有天授的自主平等之权。而国家是积民而成，欲使国家能安富尊荣，则必须讲求新民之道，“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所以他“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自励》）。他先后撰述《政治学学理摭言》《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意大利战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尊孔崇儒高扬东方文明　梁启超关于孔子和儒学的观点，前后期变化很大，评价不一。就其全体而言，仍属于尊孔崇儒的阵营。早期依附于康有为，笃信今文经学，极力礼赞孔子，称孔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改革家。其目的是利用孔子和儒学为变法维新运动服务。这种尊崇和颂扬是有积极意义的。而后，到1902年前后，他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的进步学说，因而思想有相当大的转变，对孔子和儒学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有所审视，故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文，对之做实事求是的批评，指出：①孔子滥用强权而杀少正卯，扼杀思想言论之自由；②孔子崇古保守之念太重，述而不作，甘为古人之奴隶；③定儒学为一尊，实为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④历代君王利用儒学的“严等差、贵秩序”，宰制天下，而儒教亦专为君而不为民说法；等等。但他亦未因此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学，而是主张尊重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大学问家、社会教师的本来面目，“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认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教义与佛教、基督不同，它并非一般宗教教义，而是关于如何做人、治国的学问，只要世界有政治、教育、伦理、哲学，就有孔教，所以孔教是悬日月、塞天地，万古不灭，永恒伟大的。当“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梁启超的思想发生极大变化。他对“专打孔家店”的口号极为反感，认为这是根本把儒家道术的价值抹煞的“新奇偏激之议论”。又在考察了欧洲“科学破产”的现实之后，重新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不遗余力地重塑孔子和儒学的形象，反驳科学万能主义，目的在于高扬东方的文明。他认定：①二千年来所产者，无一不受赐于孔子。苟无孔子则中国当非中国，世界当非世界。“而孔子之因时的政治，可以善当时之中国，可以善二千年讫今之中国，且可以善自今以往永劫无穷之中国也。”（《世界伟人传第一编孔子》）②孔子的教义为人生哲学，为陶冶人格至善之鹄，诸百周备，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之终身而不能尽，全世界无论何学派，未见可以与其比美的。③儒学道术乃修己安人的学问，是诚正修齐治国平天下的功夫，这是国家长治久安不可须臾或缺的法门。④从东西方文化比较而言，西方虽物质文明发达，然已存在着“精神饥荒”，如同宇宙物质的大轮子缺少了动力，缺少安身立命之具。“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⑤现时认为最有价值的学说，如民主自由，如社会主义等，不是外来，原是中国所固有。如中国秦汉以降的人民自由权超过法国大革命时的欧洲人；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倡导只近百年间，“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先秦政治思想史》）。所以，梁启超断言中国的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学说，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的位置。梁启超的尊孔崇儒与封建卫道士大不相同，虽含有某些错误，但基本上有进步意义。

　　公德和私德　梁启超关于道德学说的概念。公德指人具有爱护和有利于群体的观念。就本体而言，谓一团体中人公共的德性；就其构成本体的作用而言，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生的德性。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皆赖公德以成立以贯注。所谓私德指人具有独善其身的观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德性以及人处理个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公德和私德皆是人生所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需相应发展。作者认为，“公德者诚人类生存之基本哉”（《论中国国民之品格》），它至关重要。“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新民说·论公德》）。但是，私德则是公德的基础。因为现实中确有私德醇美而公德有欠缺者，却断无私德浊下卑污而公德可以袭取的。故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梁启超说：“公德者，私德之推也。”“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新民说·论私德》）应该肯定，梁启超上述论点是有价值的，有进步的意义。

　　儒学为内圣外王之学　梁启超关于儒家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的界定性表述。认为儒家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不以“爱智”、求最高的知识为出发点，不以趋重宇宙本体论、论理学、认识论为对象。它实以阐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人与人之关系为目的。其范围极广博，用功所在乃以《论语》“修己安人”来概括。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至极处即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至极处即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作者以为《大学》上说得最为简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作者说：“以现在语解释之，即专注重如何养成健全人格。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儒家哲学》）此观点表明作者确已抓住了儒学的精髓，因而在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著作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梁启超撰。原载《新民丛报》第2号，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1902年2月22日）出版。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第9卷。是文乃作者驳议当时力主定孔教为国教的言论而作。认为昔日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号召，今则应适时改以保国为唯一目标。国能保则种自莫强，不必别立名号。而倡保孔教之议，其所蔽实是不知孔子之真相，不知宗教之界说，不知今后宗教势力之迁移，不知列国政治与宗教之关系。全文分八点论列：一论教非人力所能保。“教也者，保人而非保于人者也。”且以优胜劣败的规律而言，教必愈演愈良，必能战胜外道；反之纵使人力保佑亦不能存之。二论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指出孔教并非宗教：“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异于群教者在是。”三论今后宗教势力衰颓之征。认为宗教与进步文明不能相容，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张，则神权之界日缩，故若将孔教视为耶回佛等教以保之，则为效颦学步之下策。四论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认为保教论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大相刺谬。因为若设立国教以强民使从，则必剥夺人民信教之自由，由此而生争教之祸，国家将自此多事，欧洲数百年宗教战争即可证明。五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指出社会文明的进步，其总因在于思想自由。中国自汉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号称行孔子教二千余年于兹矣”，结果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此正违反孔子的真精神，“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六论保教之说有妨外交。此因为欲保孔教势必痛诋耶教，相争必多溢恶之言，以致小民仇外心理作祟，引起教案并非不能。七论孔教无可亡之理。文章劝世人不必杞人忧天：“孔教者，悬日月，塞天地，而万古不能灭者也。”“孔子实于将来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八论当采群教之所长以光大孔教。主张孔教应采取兼容并包的精神，将佛教之博爱、耶教之视敌如友等教义皆吸纳而为己用，“以是尊孔，而孔子之真乃见；以是演孔，而孔子之统乃长”。最后做出结论，承认自己现时主张已与昔日相反，但自信“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的见解，必然得到四万万人的理解。应该认为，此文是一篇有进步意义的文章，是其思想转变的标志，应做出肯定的评价。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共1册，33节，6万余言。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较系统全面地总结清代二百多年学术思想发展的著作。自称“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本书《自序》）。起首即把清代学术思潮比喻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又将有清学术思想的内容和实质，一言以蔽之为“以复古为解放”。本书提出：“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出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第1节）依此四期一一加以述评：启蒙期代表人物为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颜元、阎若璩、胡渭、王锡阐、梅文鼎等。认为他们为纠正“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王学的坏风气，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离宋儒羁勒，直接反求之古经，唤起“求真”观念，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务。对顾炎武的“贵创”“博证”“致用”的学术风格，对黄宗羲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的民主精神以及王夫之关于“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反理学观点，对梅文鼎服膺科学至死不憾的追求，都予以极高的评价。全盛期代表人物主要为惠栋、戴震。认为这一派以考证学占领全学界，“夫无考证学则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期为中坚”（第10节）。特别推崇戴震的“淹博”“识断”“精审”，赞扬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的治学精神，肯定其对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批判，称颂他“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观点，谓“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处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第11节）。蜕分期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指出其源头则由于庄存与开始治《春秋公羊传》，而刘逢禄、龚自珍等皆能传其学，康有为则能综集诸家说，梁启超则大弘其学，所以晚清得以形成声势浩大的今文运动。作者虽以尊崇今文学的立场出现，但仍能坚持褒贬两分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此派人物和学说。衰落期，其代表人物为孙贻让、俞樾、章炳麟。尽管作者与此派人物如章炳麟无论政见、学术思想皆大不同，形成一对立面，然对章氏仍做出极公允的评价，赞誉他无论于鼓吹“种族革命”，或以新知附益旧学，其影响于近年来学界者亦至巨，“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第28节）。总之，本书乃是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珍品。它以时代为经，人物为纬，对各时期的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做重点论述，也旁及其他，举凡清代学者于经、史、哲、文、舆地、历算、小学音韵、校勘辑佚、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均有介绍、评述。同时综述清代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并和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做比较，探讨清代科学不发达之原因。其著作贯注了作者的感情，行文流畅，颇具感染力，但不免有主观牵强之处。本书原是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序言，因篇幅过大，遂独立成书。先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11月、12月出版的《改造》第3卷第3、4、5期。1921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学社史学丛书》的单行本。后有1934年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1947年商务印书馆《新中华文库》本、1932年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本、1954年中华书局单行本等。

　　《儒家哲学》　梁启超著。原为作者于清华学校研究院讲课，其学生周传儒的记录稿。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03卷。共4万余言，分6章：第一章，儒家哲学是什么。指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以研究为人之道和人与人之关系为对象。尤以儒家为最博深切明。儒家哲学实可称谓“道术”，其用功所在可以“修己安人”一语概括，最高目的亦可用“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第二章，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其理由有：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尽在儒；儒家道术大部分不含时代性，不必因时势变迁而抛弃；儒家道术虽偏重士大夫的修养，亦正因此而能造出治理国家的领袖人物；儒家哲学乃伸张民权的学问；儒家哲学并非玄学，与科学并行不悖，亦不违反时代朝流。第三章，儒家哲学的研究法。提出以问题研究法、时代研究法、宗派研究法三种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此三法各有长短处，如问题研究法其长处是对于问题自始至终有系统的观念，不是茫无头绪，其短处则是不能有全面的了解且无时代特色。第四、五章，二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上、下）。文中分别论述孔子时代、两汉时代、魏晋至唐、宋元明、晚明至民国5个历史阶段的哲学，从孔子到康有为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学说，简要介绍评点，并指出亦应注意一时代之政治社会状况与儒家以外所有各家的重要思想，故对墨、道、佛诸家都有胪述，表现出作者的全面观点和客观性。最后，第六章，儒家哲学的重要问题。认为性善、性恶、天命、心体等问题乃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问题。且断言正因为儒家哲学讲正心修道治国平天下，故两千年来政治的好坏与社会道德风俗的污隆高下，与儒家的作用影响关系极大，为其他家无法比拟。全文观点鲜明，论述精当，有说服力，对现代新儒学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