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1936）中国近代学者、思想家。字枚叔（一作梅叔）；初名学乘，因仰慕顾炎武的为人，改名绛（顾本名绛），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生于余杭仓前镇，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江苏苏州。

　　生平事迹　章太炎少时在家中从外祖父学习儒家经典。稍长，涉猎史传，浏览诸子。1890年赴杭州入诂经精舍，师事经学家俞樾。亦先后向高学治、谭献、黄以周、孙诒让请益。在诂经精舍前后8年，奠定了坚实的学业基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章氏毅然走出书斋，参加上海强学会，并于1897年进入时务报馆担任撰述。提出“修内政”“兴学会”“以革政挽革命”等主张，支持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章氏遭通缉，避地台湾省。次年东渡日本，不久归国，参加《亚东时报》编务。1900年春，刊刻《訄书》于苏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章氏断发易服，与改良派决裂，走上排满革命的道路。先后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上海爱国学社，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发表《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保皇谬论，直斥光绪为小丑。又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称许该书为“义师先声”。1903年，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制造“苏报案”，监禁章、邹于上海西牢狱中。此时章氏潜心佛典，思想发生重大变化。

　　1906年章氏出狱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随即主编《民报》，阐扬三民主义，编报之余，也从事讲学与学术研究。1908年《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后，专力讲学著述。辛亥革命后返回国内，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为统一党），任会长。章氏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支持讨袁的“二次革命”，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被袁幽禁于北京三年，袁死后始恢复自由。此后继续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出任军政府秘书长。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心怀疑惧。1922年，章氏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在上海主讲国学。1923年担任《华国》月刊社长，潜心“发扬国光”，弘传“国粹”，而反对国共合作。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章氏不顾老病，到处奔走，呼吁抗日救亡。1934年，章氏举家迁居苏州。次年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刊行《制言》杂志。各地负芨来学之士100余人，籍贯遍于19省，年龄最高者73岁，最幼者18岁。章氏主讲小学、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逝世前数日，章氏已饮食不进，仍执卷临坛，勉为讲论。

　　学术思想　在诂经精舍就读时，章氏即崇奉古文经学，尤其仰慕汉代的刘歆。其治学上接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统绪，而又不墨守师承。虽宗法汉学，但对宋儒之可取处也予以采纳；虽崇尚古文经学，但对今文经学并未一概排斥。曾写有《膏兰室札记》稿本4卷（今存3卷），考释周秦、两汉经书及诸子。又撰成《春秋左传读》稿本50万言，诠释《左传》，驳斥刘逢禄等人的观点。两部著作均从古文经说立论，偶尔也以西学解经，屡有新见，但也有穿凿附会之病。戊戌前后，章氏政治上支持康、梁，学术上有时也援引某些今文经说以论证变法维新，如“大一统”“通三统”等。但论及经学派别，则与康、梁有如冰炭，始终无法调和。章氏政治上由改良转入革命后，学术上也用古文反对今文。他揭露康有为等人的“三统”“三世”说的历史循环论和庸俗进化论本质，说：“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又批判今文经学家曲解史实以就己说的做法是“微言以致诬，玄议以成惑”，指出“治史尽于有征”，“始卒不逾期验之域”（《征信论下》）。章氏讥孔子“虚誉夺实”，但肯定孔子为“古良史”。认为“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訄书·订孔》），将刘歆与孔子相提并论。1906年东渡日本后，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并界定“国粹”为广义的“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三部分内容（《演说录》）。他援引儒家经典，大谈“华戎之辨”，鼓吹排满革命。揭露清代今文经学家宣扬《公羊》学是“志在干禄”，而非《公羊》旧说（《中华民国解》）。章氏以为儒家正是“以利禄为心”。章氏指中庸之道为“权谲”，为“国愿”，比“乡愿”还要坏。章氏对孔子、儒学的评论，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但也有偏颇失平之论，盖因其目的主要是为批判保皇派、为宣传排满革命服务，而非做纯学术的研究。在此期间，章氏有一批学术著作问世，其中，《新方言》研究古今方言；《小学答问》解释语言文字学的有关问题；《文始》探讨汉语字源；《国故论衡》纵论语言文字学、文学、诸子学、哲学；《齐物论释》以佛解庄，发挥相对主义理论。这些著作所阐述的思想观点，往往与民族民主革命相联系。晚年，章氏对自己以往的激烈批孔言论表示后悔，转而提倡尊孔读经，但始终反对建立孔教，认为孔学不是宗教，孔子是史学家、教育家，不是教主。

　　天为诸日之总合　天是由无数个太阳（恒星）组成的。章炳麟早期关于宇宙结构的命题。其说见于《膏兰室札记》《儒术真论》《视天论》《訄书·天论》等著作。他继承荀子、王充等人的天道观和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积极成果，并吸收哥白尼以来的近代天文学知识，对宇宙的结构和演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宇宙中有无数天体，浮行太空。太阳吸引8个行星，成为太阳系，它只是银河系中的一部分。银河也不是宇宙的尽头，银河之外还有别的星群，其数不可胜计。“恒星皆日，日皆有地，地皆有蒙气。”（《訄书·天论》）宇宙就是由无数个恒星组成的。恒星都是太阳，太阳产生地球，地球周围都有空气（蒙气）。人从空气中仰望太空，看到一片苍茫，这就是所谓的天。太阳和一切恒星都是自然产生的，并非上帝所创造。他还指出，由于太阳产生地球，地球万物的生长和发展都依赖太阳的光和热，所以人们尊崇太阳，祭祀太阳，这是有道理的。至于上帝，则根本不存在。章炳麟批判了上帝创世说，也不赞成古代认为“天有形质”和“以天为积气”的观点。他对宇宙结构及其演化的描绘，大体符合实际。他宣传了近代科学知识和无神论思想，值得肯定。

　　公言与原名说　章炳麟关于人类认识起源与形成的理论。言即名言，公言指共同的认识或公认的真理。名指名词、概念。原名说主要探讨名与实的关系，名的种类、形成与发展规律。1897年，章太炎发表《后圣》一文，批评佛教以客观世界为人的主观幻觉的观点是“一人之私言”，而称赞荀子关于通过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接触来认识世界的观点是“天下之公言”。他继承苟子的“缘天官”说，认为“物各缘天官所合以为言”（《訄书·公言》中），只要感觉器官正常，人们对相同的外界事物就会获得相同的感觉，从而形成人类的公言。但公言的范围有大有小，其界限是相对的。同时人不能停留在耳目等感官的感觉上，还须运用理性思维进行判断和推理。章太炎主张名源于实，名词、概念及语言均起源于感觉经验：“语言之初，当先缘天官。”“物之得名，大都由于触受。”（《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名之成，始于受，中于想，终于思。”（《国故论衡·原名》）他认为，任何名词、概念、语言都不是凭空而起的，而需经过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接触，然后根据事物的形状、属性、作用加以命名。如雀之得名，以其音即足；鹊之得名，以其音错错；鸦之得名，以其音亚亚；这些鸟类的命名都是直接描摹它们的声音的。其他事物，则大抵依据其属性特征命名。章太炎上述见解，在认识论、逻辑学及语言学上，都有一定的价值。

　　尊荀　尊崇荀子。章炳麟的思想主张。章氏对荀子的尊崇态度比较一贯。据其自述，青年时期，学术上以苟子、司马迁、刘向为权度，政术上以苟子、韩非为归宿，对苟子备极推崇。1897年发表《后圣》一文，称颂苟子为“后圣”，以为在思想学术上，苟子得孔子之真传。“同乎荀卿者与孔子同，异乎荀卿者与孔子异。”所著《訄书》初刻本，以《尊荀》始，以《独圣》终，孔、荀并举，尊苟色彩甚浓。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更认为荀子的学问超过了孔子。章太炎推崇荀子能够传授儒家经典，对学术有重大贡献。又称赞荀子提出法后王的主张：“荀子所谓后王者，则素王是；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春秋》作新法，而讥上变古易常。”（《訄书·尊荀》）以为苟子主张法后王，意在鼓吹变易革新，其思想正适合当今变法维新的潮流。苟子提倡的“合群明分”，又可作为当今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章太炎对荀子的正名、隆礼、缘天官等学说，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素王”“法《春秋》”等说法，是沿袭了今文经学家的观点。但章太炎的尊荀，却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排荀异趣。

　　著作　章太炎著作甚丰。生前手定的《章氏丛书》，有1915年上海右文社铅字排印本，1919年浙江图书馆刊本，1924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其中，以浙江图书馆刊本校印最精。章氏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校刊的《章氏丛书续编》，有1933年北平刊本。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辑《章氏丛书三编》，1938年在武汉排印《太炎文录续编》。近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有关学者整理校点章氏遗著，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

　　《春秋左传读》　章炳麟考释《春秋左传》、驳难刘逢禄的著作。撰于1891～1896年间，9卷。章氏《春秋左传读叙录·序》自称：“《春秋左传读》者，章炳麟著也。初名《杂记》，以所见辄录，不随经文编次，效臧氏《经义杂记》而为之也。后更曰《读》，取发疑正读为义也。盖籀书为读，细其大义曰读，纳其微言亦曰读。”“微言，纳大义，故谓之《春秋左传读》云。”清代今文学复兴，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等人表彰公羊学，诋斥左氏。刘逢禄断言《左传》本非解说《春秋》经之传，后经刘歆窜入书法凡例，虚构授受系统，篡改章句文字，才使《左传》附于《春秋》。此说经龚自珍、廖平、康有为等人引申发挥而成“新学伪经说”，影响颇大。章太炎乃以数年之力，撰《春秋左传读》，驳难刘逢禄上述观点。是书承袭乾嘉汉学传统，广泛运用古代典籍，考订诠释《春秋左传》的古字古词、典章名物、微言大义，多有创见发明。但章氏“以滞义犹未更正”（《自述学术次第》），自己对这部著作并不满意，书中有些见解后来也发生变化，所以生前迄未正式刊布。有1913年坊间石印本，1939年潘景郑据以影印本。经姜义华校点编次，收入《章太炎全集》（二），198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訄书》　章炳麟的政治、学术论文集。1900年在苏州木刻印行。封面由梁启超题签，全书共50篇。发行后不久，再次印刷，又增加两篇补佚。部分文章先前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收入本书时又做过修改。作者在目录后叙中说：“幼慕独行，壮丁患难，吾行却曲，废不中权。逑鞠迫言，庶自完于皇汉。”“逑鞠迫言”，是作者对书名的解释。《说文》：“訄，迫也。”本书题名《訄书》，意为书中所论，乃是危难的形势、穷蹙的处境迫使作者不得不说的话。

　　《馗书》以《尊荀》始，以《独圣》终，首尾呼应，自成系统。先论中国古代学术，次论哲学、社会学，再论社会改革问题。对儒家与各家的思想，以及儒家与各家的关系，详加评述。肯定孔子是反对鬼神迷信的思想家，又是革故鼎新的改革家，足为万代楷模。又以孔、苟并举，对荀子备极推崇，以为荀子法后王，意在鼓吹变易革新，值得后人取法。斥责“腐儒”“贱儒”卑污守旧，不思进取。同时也欣赏墨家的刻苦兼爱，道家的智谋权变，法家的富强之术，兵家的勇武伟烈，并赞扬为正统史家所不取的游侠刺客。章氏虽然还没有正面揭出批评孔子、儒学的旗帜，但所论已突破封建史学独尊儒术的藩篱，具有时代的新气息。对各家的评论，旨在批判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传统思想，为当时的社会改良寻找历史依据。书中大力宣传进化论，别种族，辨“民兽”，呼吁合群明分，团结御侮，救亡图存。本书具有明显的反帝爱国思想，强烈的反满情绪，但尚未明确主张推翻清朝政权。认为“逐满”有理，但在当时情况下不宜“逐满”。主张让满人担任“客帝”，“主其赏罚”；而尊奉孔子世胄担任中国的“共主”，“尸其名位”（《客帝》）。“客帝”说是章氏提出的解决改良与排满矛盾的折衷方案。《訄书》的基调是改良主义的，要求在旧社会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用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来取代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宣传改良时，也往往打出孔子的旗帜，甚至援引今文经学家的某些说法。如称孔子为素王，讲“三统之复，文质之变”，讲损益因革，这些观点显系受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影响。

　　《訄书》初刻本出版不久，作者又对它进行修订，于1904年由日本东京翔鸾社铅印出版。重订本由邹容题签，正文63篇，另有两篇前录。与初刻本比较，新增27篇，删除14篇，对保留的篇章也做了重大修改。裁汰了初刻本中受改良派影响的文字，加强了反清革命的内容。抛开“客帝”方案，直接号召“逐满”。又正面批评孔子和儒学，认为孔子“虚誉夺实”，文章学问不算高明，观点含混不清，言论自相矛盾，智慧和道德比不上孟子，学问和政术比不上荀子。但承认孔子删定六艺，编次《春秋》，对古代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重大贡献，是一个“良史”（《订孔》）。重订本一问世，即风行一时，轰震海内，反响强烈。许多人受其影响，倾向排满革命，而有的人则斥之为“诋毁孔子”。

　　《訄书》包含有丰富的学术内容，明显的民主思想，强烈的批判精神，在当时起了宣传革命的作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但文笔古奥，索解为难。

　　重要版本有1904年苏州木刻本，1904年日本翔鸾社铅印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重排本，台湾1968年影印本，均据翔鸾社本。1914年，经作者大加修改，更名为《检论》，收入《章氏丛书》。《訄书》初刻本、重订本和《检论》，经朱维铮校点，收入《章太炎全集》（三），198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驳箴膏肓评》　章炳麟驳难刘逢禄《箴膏肓评》的著作。撰成于1902年。东汉今文学家何休曾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非难《左氏春秋》，表彰公羊学。郑玄则作《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反驳何休。清代今文学复兴，刘逢禄撰写《左氏春秋考证》《后证》《箴膏肓评》，驳斥郑玄，推演何休学说。断言《春秋》为经，《左传》为史，二者本无关联，后经刘歆伪造书法凡例，篡改附会，遂使《左氏春秋》成为解《春秋》经之传。章太炎在撰写《春秋左传读》之后，“乃因刘氏三书，《驳箴膏肓评》以申郑说，《砭左氏春秋考证》以明《传》意，《砭后证》以明称‘传’之有据，授受之不妄”（《驳箴膏肓评·叙》）。可知这三本书是专门驳难刘逢禄的，其基本观点是肯定《左氏春秋》为解说《春秋》经之传，并非刘歆伪造篡改。三书均系手稿，迄未刊行。《砭左氏春秋考证》和《砭后证》手稿未见，或疑《砭后证》即《春秋左传读后叙》。《驳箴膏肓评》手稿藏上海图书馆，皆蝇头小楷，按《春秋》十二公编次。各条之下，一般首列《左传》原文，次引何休《膏肓》，次引郑玄《箴》，次引刘逢禄《评》，最后为章氏之《驳》。是书经姜义华校点，收入《章太炎全集》（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

　　《春秋左传读叙录》　章炳麟驳难刘逢禄的著作。1907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第一至第十一号。刘逢禄曾著《左氏春秋考证》《后证》《箴膏肓评》，推演东汉何休的公羊学说，诋斥《春秋左传》。认为《左氏》本来不是解《春秋》经之传，乃刘歆窜入书法凡例，伪造授受系统，篡改文字，将《左氏》附会成《春秋》的传。章太炎以数年之功，作《春秋左传读》，考订诠释《春秋左传》，驳难刘逢禄种种观点。《春秋左传读叙录》则专驳刘逢禄的《后证》，肯定《春秋左传》确系《春秋》的传，是解说《春秋》经的，其授受系统亦可信，而非刘歆伪造篡改。有的学者认为此书本来是作为《春秋左传读》的一部分，后经作者修改增订，独立成篇，予以发表；则此书当草于1891～1896年间。有的学者认为此书即《砭后证》，作于1902年，后改为今名。章太炎对此书所论很是自信，“窃谓申受（刘逢禄）见之，唯有匍匐却走耳”（《与刘师培书三》）。有《章氏丛书》本。经姜义华校点，收入《章太炎全集》（二），198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故论衡》　章炳麟的学术论文集。1910年日本秀光社初版。全书分上、中、下3卷，7万余言。系作者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以来的学术著作结集，其中多篇曾在《国粹学报》发表。

　　上卷论小学，共10篇。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章太炎依据声韵转变的规律，上探语源，下明流变，考释精详，每多创见。他继承并发挥荀子的“缘天官”说，强调语言起源于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接触，语言的内容来源于客观世界。他说：“语言之初，当先缘天官。”“物之得名，大都由于触受。”（《语言缘起说》）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先有声，后有形；音以表言，言以达意。他对古纽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中古娘日二纽上古归泥纽的观点。又列有纽目表，把古纽定为5类21个。创造《成均图》，用以解释文字的转注、假借及孳乳现象。这部分文章，对语言文字学特别是音韵学有较大的贡献。

　　中卷论文学，共7篇。章太炎对文学的诠释、评论，多本之古文经学家的立场。他给文学下的定义是：“文学者，以有文字箸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学总略》）认为凡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就叫做文章。可知他对文章、文学的界说是比较宽泛的。他主张写文章尚质，重证据，戒空论，反夸饰，与乾嘉以来汉学（朴学）的治学精神相一致。这一卷以大量笔墨评论历代散文和诗词歌赋的优劣得失，大体上论辩之文推尊晚周、魏晋，诗赋则贬薄中唐以降。章太炎对经书的起源、演变、性质和作用，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旧儒训经为常，为径，为不易，为恒久之至道，经有经天纬地义；又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章氏认为这些解释都不确当，不应以经书来比附伦常。他说：“绳丝联贯谓之经，簿书记事谓之传，比竹成册谓之论。”“经者，编丝缀属之称。”（《文学总略》）经之得名，起于古代竹简用绳索联贯；传之得名，起于书簿记事以备忘；论之得名，起于编排竹简成册。这些本属平常，并无神秘或神圣的含义，亦与人伦无关。章氏的解释，还历史本来面目，有助于破除人们对经书的迷信。他还驳斥今文经学家将经与史截然分开，尊经而抑史，以六经皆孔子所作，孔子受天命为素王，为后世制法等论点。赞成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肯定经与史的统一。但他不同意章学诚“经皆官书”的看法，认为“经不悉官书，官书亦不悉称经”。他还指出，“国之有史久远，则灭亡之难”，孔子虽然“述而不作”，但他编次《春秋》，使人们了解国家民族历史，“令人人不忘前王”，“令国性不坠，民自知贵于戎狄”，从而捍卫祖国的独立和争取民族的解放。因此，孔子的功绩也就超迈前人，“什佰于禹”了（《原经》）。这就把学术研究和当时的反帝反清革命结合起来。

　　下卷论诸子学，共9篇。评述诸子优劣，辨析各家思想，纵论古今学术流变，比较中外文化异同。推崇道家，尤重庄子。又“以浮屠为天枢”《明见》），用佛学来比附、解释各家学说。《原儒》篇按照墨辩逻辑的达名、类名、私名三种概念，对儒进行界说。认为达名的儒是术士之称；类名的儒是知礼、乐、射、御、书、数，有六艺以教民者；私名的儒是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三科虽殊，要之以书、数为本”。这部分文章，对哲学的定义、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以及逻辑学等问题，也做了广泛的探讨。章太炎把研究世界本原、探讨宇宙人生哲理的学问，如诸子学、玄学、道学、理学、心学等等，看做哲学；把道、太极、天理、真如等等，看做标示世界本原的最高哲学范畴。但他认为“道学者局于一家，哲学者名不雅”，不如称之为“见”妥当。他说：“诚有所见，无所凝滞，谓之智。”（《明见》）又认为“大上有唯识论，其次有唯物论”，“最下有唯理论”（《辨性下》）。

　　《国故论衡》是章太炎精心结撰的著作，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直到今天，其中许多观点仍有参考的价值。该书收入《章氏丛书》，编目有所变动，文字也有损益。

　　《检论》　章炳麟的政治、学术论文集。9卷，共63篇，另有正文附录7篇。《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民国三年（1914）条说：“余感事既多，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处困而亨，渐知《易》矣。”当时，章太炎正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他对《訄书》大加修改，更名为《检论》，收入1915年出版的《章氏丛书》。检有检式义，又有检验义，作者取《检论》为书名，意谓书中所论，系经过检验，足为法式者。或以为检为禁义，表明此书系被幽禁时所作。

　　本书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卷一论人类与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卷二论儒家六经，卷三论周、秦、两汉诸子学说，卷四论唐、宋以来思想学术，卷五、六论人口、语言、文字、宗教、风俗诸问题，卷七论政治、经济、法律，卷八论古今人物，卷九总结历史经验，对时局发表意见。

　　《检论》对儒家的批评已趋淡化，对孔子的评价有所提高。在辛亥革命以前，章氏发表了不少批评孔子的言论。当时只把孔子看做“良史”，在《检论》中却把孔子看做圣人了。称赞孔子编定六籍，“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国史不聚歼于故府”。“不曰‘贤于尧舜’，岂可得哉？”（《订孔上》）“圣人之道，罩笼群有。”“洋洋美德乎！诚非孟、荀之所逮闻也。”（《订孔下》）书中以相当多的篇幅论述儒家经籍，研讨“故言”，每有新见。《易论》篇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史，以近代人类学、社会学观点解释《易》。认为《易》并非“讖记历序之侪”，而是社会历史变迁的纪录。《屯》讲的是人类原始时代的渔猎婚媾生活，《讼》《师》《比》讲的是私有财产的出现及社会冲突，《履》《泰》《否》讲的是国家的正式建立，《同人》讲的是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区别。这些说法，辟说《易》之新径。章氏还指出：“虽成‘既济’，其终犹弗济也。”“‘既济’则踅，‘未济’其恒矣！”对事物矛盾运动的绝对性，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訄书》经过三次结集，形成三种版本，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和作者的思想变化。《检论》是作者在辛亥革命以后被袁世凯囚禁的情况下修改定稿的，所以原《訄书》中鼓吹排满革命的部分文章被刊落，保留的文章也做了不同程度的删革；同时，增加了一些总结历史经验和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新作。本书的基调多低沉压抑，悲观忧虑，已无《訄书》慷慨激昂、朝气勃勃的气象。但对历史经验的冷静回顾，对辛亥革命的深沉反思，不乏可取之处。作者向往民主政治，抨击袁世凯专制卖国，尤为可贵。通观全书，政治色彩较淡，而学术意味甚浓，也有新的创获。

　　《检论》收入作者手定的《章氏丛书》，有1915年上海右文社铅印本，1919年浙江图书馆木刻本，1924年上海古书流通处木刻本。经朱维铮校点，收入《章太炎全集》（三），198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古文尚书拾遗》　章炳麟考释《古文尚书》遗文遗事的著作。2卷。作者根据1922年发现的《三体石经》，并参考其他典籍，训释《古文尚书》文字章句，考证其佚闻遗事。这是章太炎研究《尚书》的一部主要著作。章太炎注意吸收前人学术成果，结合自己研究心得，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本书与《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为姊妹篇，是《三体石经》发现以后作者研究《古文尚书》的新成果。章太炎自称，这两本书“虽发露头角，于所不知，盖阙如也”，表现了严谨和审慎的治学态度。又说，写这两本书的目的是“以是为执鞭前跸”，希望他的弟子吴承仕“有以恢彉之”（《〈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后序》），表现了甘当铺路石子的精神。收入《章氏丛书续编》，1933年北平刊本。又有《古文尚书拾遗定本》，刊于《制言》第二十五期。

　　《太史公古文尚书说》　章炳麟根据《三体石经》残碑和《史记》，考证《古文尚书》文字章句的著作。1卷。书后有《附记一》《附记二》。作者在为其《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和《古文尚书拾遗》所写的《后序》中说，“六经之道同归，独《尚书》最残缺难理”，历来诸家解说，多为皮傅，不易疏通，因此他自己“未甚研精”。但后来他看到弟子吴承仕根据敦煌发现的《尧典释文》和日本所藏的《尚书》古本，互相参校考证，有所创获，引起了他的兴趣。1922年，洛阳发现用古文、篆、隶三体刻写的《三体石经》残碑，“以校枚氏《尧典》，多相应”。另外，他在《新出三体石经考》中也说，所得残碑“古文、篆、隶九千八百字”，“凡《说文》所未录，《经典释文》所阙者，于是乎可考”。章太炎根据新发现的残碑文字，以及自己重新抽读《史记》所考得的有关材料20余条，整理成《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一书。虽然遗文残缺，但从中仍可窥见《古文尚书》原貌之一斑。同时，章氏在书中也本其古文经学派的立场，驳难了今文经学派认为《史记》用今文说的观点。收入《章氏丛书续编》，1933年北平刊本。

　　地位与影响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多年奔走革命，宣传反清反帝，鼓吹民族主义、民主自由，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为民主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又是清代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家和国学大师，在学术上有重要的贡献。他的著作涉及多种学科，在哲学、史学、文学、小学各领域均有创获与建树。尤其在语言文字学方面，有超迈前人之处，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遗产。他发明的注音符号，被沿用了几十年。他在辛亥革命前对孔子儒学的批评，在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当时的报刊曾相继发表批孔评孔文章，形成一股反孔思潮。在客观上，章氏的批孔对新文化运动起了某种先导的作用。五四运动中的几个代表人物，或者是章氏的朋友、学生，或者受过他的启迪。陈独秀为章氏朋友，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为章氏学生，他们的论著多少受章氏的启发和影响。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吴虞等人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章氏的思想观点。吴虞更直接搬用章氏的语言，称孔子为“国愿”，斥“孔子之徒，湛心利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