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1922）　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咸丰八年（1858）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此后20年左右，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亦自营商。光绪六年（1880）起先后为李鸿章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汉阳铁厂总办等职。目睹当时中国严重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著《救时揭要》《易言》，并在此基础上写成《盛世危言》，系统阐发了维新改良的思想理论。主张改革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提出批评，说：“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惟在上之人权衡自秉，议毕即行，虽绅耆或有嘉言，末由人达……况其下焉者乎？夫在上者既以事权有属，法令在所必行；在下者亦以势位悬殊，情隐不能相告。于是，利于上者则不利于下矣，便于下者则不便于上矣。情谊相隔，好恶各殊，又安能措置悉本大公，舆情咸归允惬也哉？”（《易言》上卷《论议政》）同时，又赞美西欧各国的议院制，说它们由于有议院，“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同上）。他甚至称议院为“富强之本”，说：“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盛世危言·序》）郑观应竭力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认为科举至少有两大害：一是脱离实际，使人们的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结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二是“锢蔽天下之人才”，扼杀人们的聪明才智。因此，他主张文试废时文，武试废弓矢，把“西学”引入考试的内容，录取时“论其艺而不论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资格”。在经济上，他抨击以农为本，主张以“商”为中心，要富强“莫如振商务”。郑观应虽主张变法改制，但却又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道”，“孔孟之常经”不能变。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但强调可变之“器”，并不单指有形的物体，而且包括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等。他认为西方的“形器之学”包含“天学”“地学”“人学”。“天学”“地学”，主要指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而“人学”，除了语言文字外，还包括“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盛世危言·西学》），即有关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方面的知识。这样，他的“器可变”的命题，实际上就肯定了社会历史是变易的，为向西方学习，进行变法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时，又强调道与器不可分，认为二者“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因此，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时，决不能“遗其体而求其用”。又认为：“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政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盛世危言·自序》）著作有《易言》《盛世危言》等，今编有《郑观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