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1909）　中国近代洋务派首领、思想家。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晚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司业、内阁学士等职。1867年授湖北学政，于武昌创建经心书院。1873年，授四川学政，奏设尊经书院。1880年围绕中俄条约，多次上疏，言“中俄条约”“十不可许”，并力主整修武备，筹兵筹饷，与俄另订新约，治出卖主权的崇厚以“应得之罪”。1884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创广东水陆师学堂，办枪炮厂，设矿物局，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1889年调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创办北江、两湖书院，筹建芦汉铁路。以尽地利、抵洋货、育人材，与李鸿章争夺权势。1894年任两江总督。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时，上疏阻止和议，反对割让台湾，要求变通陈法，力除积弊，雪此大耻。并奏清练兵战备，讲习工商。次年曾一度捐金列名北京、上海强学会，“助资”《时务报》。但维新运动高涨时，以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说为由，下令查禁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并严斥维新派的“民权”主张。旋回任湖广总督。1898年创设务农学堂与工艺学堂，设汉口商务公所，开办萍乡煤矿。曾力主镇压义和团运动。与两汉总督刘坤一创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反洋教斗争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1902年充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其1898年撰写的以“辟邪说”，“绝康、梁并谢天下”为宗旨的《劝学篇》，集洋务派思想之大成，为其主要哲学著作。

　　政治上，张之洞拥护封建君主专制，提倡忠君思想，攻击维新派的民权说为“召乱之言”，“无一益而有百害”（《劝学篇·正权》）。认为“三纲四维之道不可变”，“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劝学篇·变法》）。哲学上，宣扬“天命”论，认为世间的一切都由天支配、主宰，“星辰变异，正由上天仁爱人君，因事垂象，俾得早为之备”（《星变修省勿过忧虑片》）。论证清王朝按“天意”行事，且不断“修政修德”，历行“仁政”，故“天之所佑，必有与立”（《劝学篇·同心》），反对改革。同时，系统阐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劝学篇·会通》）主张“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劝学篇·循序》）。以中学为根柢，以西学为补阙。提出“崇尚儒术，以教为政”，称“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将孔子尊奉为“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同上）的精神偶像，力倡尊孔读经，维系纲常，以抵制变法维新。但也认为，欲“谋富求强”可以西学“论其智识，练其艺能”，学习西方的技术知识、制造技艺。至于中学与西学之体用关系，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讲西学必先通中学”，即必“通经”“考史”“涉猎子集”。“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同上）。此思维观念和思想主张对后来的守旧派、改良派以至现代新儒学派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综其一生，几乎与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相始终，且其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学术诸领域。作为负有时望，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清流派骁将，其弹劾崇厚，批评李鸿章，主张抵抗侵略者，具有明显的爱国主义倾向。侧身洋务派后，其在开办洋务、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方面做出的实绩，客观上对中国脱离中世纪故道，迈人近代社会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其对农民运动、对反洋教斗争、对变法维新和革命派起义所持的态度则与潮流相悖。特别是其中体西用的思想，是在中国封建思想已被资产阶级冲击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作为维新派的对立面而提出，其保守性愈益明显。在教育方面，其注重教育，创办书院，主张废除科举，筹划新的教育制度，对清末教育有很大影响，起过积极作用。其著作后编为《张文襄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