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1873）　清代学者。字子高，浙江德清人，为诸生，一生不仕。其先世为德清名族，后家道中落。少，孤贫，赖寡母节衣缩食以资其学。挚友施补华称他“挟册悲诵”“淬厉十数年不懈”（《谪麟堂遗集·戴君墓表》），可见其为学之刻苦、艰辛。虽一生屡遭困厄，然终不废学，由是学益进，为大江南北之“耆儒魁硕”所称许。同治间，曾国藩闻其名，延入金陵书局任校书之职。年寿不永，仅37岁而卒。他学有渊源，历经三变：初，好为辞章；继而，转向颜元的重“实事”“实行”之学，此为一变；再而，又转向陈奂的“声音训诂”之学，此为二变；最后，又转向今文经学，从宋翔凤受《公羊春秋》，此为三变。从其学术思想的演变过程来看，他是以治经、服膺《春秋》公羊学为其归宿的。故其学宗“公羊”，以公羊学家的观点治经，认为《论语》《齐论》多《问王》《知道》两篇，与“公羊家言相近”“言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与《春秋》相表里”，最为可信（《注论语叙》）。又“博稽众家”作《论语注》，以推明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宋翔凤的《论语发微》之义，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同上）。其主要著述除《论语注》20卷外，尚有《颜氏学记》10卷、《管子校正》24卷和《谪麟堂遗集》4卷等。《颜氏学记》之作，因“其言忧患来世，正而不迂，质而不俗，以圣为轨，而不屑诡随于流说”（《颜氏学记序》），显然是有所为而发。其时，朝野“称道程朱，比踪孔孟”，而他“所讲习”和提倡者，却“与世违异”（《戴君墓表》），表现出不愿与流俗合污的独立不羁之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