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1875）　清代经学家。字俭卿，号柘堂。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道光初年举人。咸丰时曾兴办团练，镇压捻军。后由侍读衔内阁中书。博览典籍，经史皆通，尤精《易》理。酷好东汉郑玄之学，取郑玄的《六艺论》之意而命其堂曰“六艺堂”，以表仰止之思。郑玄治经，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说，遍注群经，弥合汉代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见古今文之争），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丁晏继承郑玄之学，治经汉、宋兼综，反对门户之见。认为汉学正其诂，诂正而义显；宋学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推崇《毛诗》，认为毛公之学得圣贤心传，与周秦诸子相出入，而郑玄最得《毛诗》精义。但后儒阐释《毛》义，多失郑玄正旨，故作《毛郑诗释》。熟悉并推重《资治通鉴》，主张禁烟要以民命为重，而不以经济利益为宗；立法当以中国为先，而不扰夷。著述甚多，均收入其《颐志斋丛书》。主要著作有《周易述传》《周易解故》《易经象类》《尚书余论》《禹贡集释》《毛郑诗释》《周礼释注》《仪礼释注》《札记释注》（见三礼释注）、《孝经述注》《读经说》《郑康成年谱》《日知录校正》等。

　　《毛郑诗释》　清代丁晏阐释《毛诗》的著作。原名《毛诗古学》。4卷。成于嘉庆、道光之际，写定于道光二年（1822）。丁晏尊崇郑玄，笃好郑学，于诗笺礼注致力尤深，以毛公之学为圣贤正传，认为其与周秦诸子相出入。少时读《毛诗》及其注疏，感到其间“故训古文多所疑滞”，后读各种传、笺，仍觉“古音古义犹有未能尽释者”（《毛郑诗释·自序》），因而撰《毛诗古学》。“后又兼及郑义，遐思博考”，所获甚多，故在旧稿《毛诗古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毛郑诗释》。卷前有聊城杨以增的《六艺堂诗礼七编叙》，谓丁晏觉唐孔颖达对《毛诗》的疏证违背郑学：“郑君申畅毛义，修敬作笺，孔疏不能寻绎，误谓破字改《毛》，援引疏漏，多失郑旨”，故晏作《毛郑诗释》。丁晏在该书卷前的《毛诗古学原序》中，认为《毛诗》是由孔子亲授予夏，五传而至荀子，荀子亲授毛公。“毛公之学独得子夏苟卿之传，为后儒言《诗》者所宗。”丁晏广泛利用典籍，旁征博引，阐释《毛诗》及其郑注的本义。《孟子》《荀子》《尔雅》《说文解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吕览》《淮南子》《说苑》《考工记》《汉书》等古籍，都被该书用来阐发己意。书中治学方法，训诂义理并重。该书收入丁晏的《颐志斋丛书》。该书对于了解《毛诗》和郑注的真义，了解清代经学的思想轨迹，有参考意义。

　　《尚书余论》　清代丁晏辨析《古文尚书》之伪的著作。《古文尚书》有两种，一是《汉书·艺文志》所载之汉代得于孔子故宅墙壁之中的《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的29篇多16篇。一是东晋梅赜所献的孔安国《古文尚书》，共有经文58篇，并有称为孔安国“传”的注。书前有孔安国的序。前者的真实性，清代魏源、龚自珍、康有为等都表示怀疑。后者的真实性，自宋以来便有吴械、顾炎武等表示怀疑，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崔述撰《古文尚书辨伪》、段玉裁撰《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撰《尚书后案》，有力地论证了《古文尚书》是三国时王肃的伪作。丁晏加入了《古文尚书》的辨伪队伍，撰《尚书余论》，确凿地论证了梅赜所献、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古文尚书》之伪，并揭示出作伪者是王肃。丁晏在书中旁征博引，广泛利用儒家经典及前人的注解，力辟《古文尚书》和王肃。他认为《尚书》孔安国序说从孔壁得到古文书及传，以及承诏作传，定58篇之类的说法，“乃子虚乌有之谈”，朱熹对其的批评“真不刊之论”。《古文尚书》西晋已立博士，孔传已经流行于世，非东晋梅赜伪作。《古文尚书》盛行于西晋之时，是因为王肃是晋武帝的外祖父。《古文尚书》孔传大多与王肃注相同，唐代孔颖达曾经亲见，“备载于疏，足征书传为肃私造”。丁晏的结论是：“《古文尚书》为肃私造矣。”“伪书作俑于王肃。”因此，丁晏“尝叹两汉以后王肃为乱经之首，其罪不可胜道哉”！此外，书中还辨正了诸家对于《尚书》的注释疏证之误。此书收入其《颐志斋丛书》。此书对于确立《古文尚书》是伪书、王肃是作伪者的观点，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礼释注　清代丁要注释《周礼》《仪礼》《礼记》的三部著作，分别名为《周礼释注》《仪礼释注》《礼记释注》。三书成于嘉庆、道光之际。旨在抉发原书旨趣，阐释、维护郑玄“三礼”注释的精义和权威。《周礼释注》2卷，其宗旨是“阐发郑旨，以相贾疏之所未及”，并推究《周礼》渊源，“证其为周公致太平之道，以昭示来兹。庶后之学《周礼》者，尊经以信注”（《〈周礼释注〉序》）。《仪礼释注》2卷，其宗旨是绎郑注，为此而“博考而研究之”，并“复详列古文今文之学，两汉经师之授受”，以使后之学者“览其渊源，尊信古礼，识其为周公孔子之传，以祛俗儒之妄为郑学者”（《〈仪礼释注〉序》）。《礼记释注》2卷，其宗旨是“解释郑意”，为此而订伪补脱、疏通孔（颖达）疏之疑滞、“相旧说之所不及”（《〈礼记释注〉序》）。此三书都收入丁晏的《颐志斋丛书》。它们对于了解“三礼”的精神和郑注的旨趣，以及了解清代经学的思想轨迹，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