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儒学别派。因其创始人王艮家居泰州，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又单立《泰州学案》，故名。

　　特色　泰州学派不同于正宗儒学，而是一个平民儒学学派，有以下特色。

　　传道对象大众化　泰州学派继承孔子和先秦儒家有教无类的传统，致力于发展平民教育，在普通民众中传播儒学。王艮曾在自家门前张榜宣告：“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事实上，在泰州门下，士农工商都有，而且多数来自社会下层的灶丁、农夫、佣工、樵者、陶匠、商贩等。泰州学派为适应平民需要，不讲求师道尊严，在教学上则不重视记诵章句，而是着重于沟通思想，启发自觉，使“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都能领悟儒学的精神，劝善化俗。如布衣颜钧、何心隐，樵夫朱恕，陶匠韩贞，农夫夏廷美都是著名的平民儒者。

　　儒学理论简易化和通俗化　王艮认为，儒学原本不是玄微之学，而以易简为宗旨，“此至简至易之道，视天下如家常事”。又说：“天下之学，惟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气力，有无边快乐。”（均见《王心斋全集》卷三《语录》）他首创百姓日用即道和“安身立本”的格物说，又作《乐学歌》和《大成学歌》，都是力图将传统的经典儒学改造成通俗儒学，亦即是将经生文士的章句儒学转变为普通百姓的日用之学。将“圣人之道”平民化，这也是平民学派对儒学进行变革的尝试。

　　心性自然论倾向　泰州学派信奉阳明心学，主张心性合一。但王艮与王门其他各派不同，他的心性论“以自然为宗”（《明儒学案》卷十五《胡瀚传》）。在他看来，天理良知都是天然自有之理，心即理，良知即性，所以心性也是自然而然的，如同鸢飞鱼跃，毋须人力安排，“凡涉人为皆是作伪”（《王心斋全集》卷三《语录》）。此种心性自然论肯定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正当需求合乎天性，亦即合乎“圣人之道”，从而为存天理灭人欲的正统理论打开了缺口。所以他的门人王栋说：“察私防欲，圣门从来无此教法。”（《王一庵全集》卷上《会语正集》）泰州后学颜钧“制欲非体仁”说及李贽“人必有私”论都是王艮心性自然论的发展。明儒刘宗周指出，泰州学派从王门“不学不虑之旨，转而标之曰自然，曰学乐，末流衍蔓，浸为小人之无忌惮”（《明儒学案》卷首《师说》）。可见心性自然论又是泰州后学中“异端”思想的根源之一。

　　社会理想道德化 泰州学派的理想社会，就是所谓“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王道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伦常秩序井然。在这个社会里，统治者施行仁政，对人民养之有道，教之有方，衣食足而礼义兴，以至于“刑措不用”，社会太平。在这个社会里，更须以道德仁义为美，以道德仁义为教，尤其要通过上下举贤，使“天下之人为善”，“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士则以德行为重，六艺为轻，以至皆自趋于道德仁义之域（见《王心斋全集》卷四《王道论》），精神文明境界很高。王艮的社会理想包含了他的道德救世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革要求。颜钧、何心隐一派泰州后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扩大了他们与民间的联系，甚至参与人民反抗官府的活动，成为不受名教羁络的反叛者，因而受到统治者的政治迫害。

　　传道活动神秘化　泰州学派的传道活动，主要是开门授徒，或周游四方，立会讲学，宜扬儒学的仁道精神，这与其他儒学派别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由于泰州学派的心学理论与平民性格，使其在讲学传道活动中有较为浓厚的神秘色彩。如王艮经过默坐体道，便制造出梦天坠压，万姓惊号，而他奋身救世的悟道神话；又如他讲大成学重口传心授，不喜立文字，而传“心印”（《颜山农遗集》卷一《急救心火榜文》）。将禅家心印引入孔门，更增添了儒学的神秘色彩和宗教气味，但这对于儒学向民间普及却是很必要的。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泰州学派之所以能向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广大地区迅速传播开来，与其浓郁的宗教神秘色彩也是密不可分的。

　　后世评价 后世对泰州学派评价不一，毁誉参半。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序》）这段评论对于全面了解泰州学派有重要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