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洵、苏轼和苏辙为主要代表的宋代儒家重要派别及其学说。苏氏父子是四川眉山人，故称蜀学。蜀学学派活动于北宋中后期。

　　蜀学的特点是驳杂不纯。《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序录》评论苏洵思想时云：“苏氏出于纵横之学亦杂于禅。”苏轼、苏辙融儒、释、道为一炉的思想倾向更为明显。

　　哲学上蜀学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不可言，不可见，“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东坡易传》卷七）。阴阳亦不可见，不可言，“虽有娄、旷之聪明，未有得其仿佛者也”（同上）。阴阳交然后生物，其始为水。苏氏以道为万物本根，但由于他们以虚无为道，道生万物因而也就是自无至有的过程，“至虚极于无，至实极于有。无为大始，有为成物”（同上）。“古者，物之所从生也，有者物之今，则无者物之古也”（苏辙：《老子解》）。

　　在心性问题上，苏氏亦受佛、老思想影响。苏轼认为，性亦不可见、不可言。无论是日修其善而消其不善，还是日修其不善而消其善，最后总有“不可得而消者”，这既不能增加又不能减少、恒定不变的东西就是性。苏辙则直接以佛教禅宗思想诠释《中庸》的中、和，未发、已发，亦即性、情。他说，“中者，佛性之异名；而和者，六度万行之总目也。”“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恶’，即喜怒哀乐之未发也。”（《老子解》）总之，蜀学在天道、人性等儒学根本问题上都“欲以虚无寂灭之学揣摹而言之”。

　　蜀学混淆儒、释、道三家界限还表现在：他们认为，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而老子弃绝仁义礼乐，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治世的方法。孔子是“示人以器而晦其道”，因为道太玄妙，示人就道，反而会使人迷惑不解；而老子则“老于明道，而急于开人心”（《东坡易解》）。苏氏不仅割裂道器，也混淆了孔、老之道。

　　在政治上，蜀学的代表人物对北宋社会弊端丛生感到不满，对北宋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感到忧虑，主张改革。但对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采取抵制态度。苏轼曾上书宋神宗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贵。”他以正人心、淳风俗反对王安石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但对后来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尽废新法的做法也加以反对。

　　苏氏父子文学成就高于其学术成就，三人皆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苏轼文学成就尤高，其诗、词、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有宋一代的文学发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