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需要和理解，由儒生对儒家经典按照各自的理解做出种种不同解释而形成的学术流派。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儒学已有各种流派。孟子以“私淑弟子”著书立说，提出以“心”释“仁”的核心要义，成为儒家一派代表人物，为后世心学所宗奉，并在儒家“道统”中居于仅次孔子的“亚圣”之位。战国末期的荀子以礼释仁，后世逐渐由“礼”转化衍变为“理”，成为官方正统支持尊崇的理学的渊源。荀子个人虽在儒家“道统”中未获得应有地位，然而，如谭嗣同所言：“两千年之学，荀学也。”（《谭嗣同文集·仁学》）荀学与孟学是先秦儒学的两个主要流派。后世儒家经学流派的思想渊源都和孟、荀对孔子儒学精神阐发的不同倾向有关。但孟子和荀子着重阐发的是其个人对儒学精神的理解，并不完全依据儒家的文献，而是既“述”且“作”，“作”过于“述”，有自己独立开拓创造、自成体系的义理。在当时，“儒”为“百家”之一，其文献没有也不可能上升到“经”的高度。因此，孟学与荀学虽与后经学流派有关，但还不是经学。在先秦时代，只有儒学流派，而无经学流派，尽管两者有着各种内在的关联。

　　先秦儒学流派产生于孔门七十子后学的传授过程中。七十子传孔子之学，只能凭个人记忆口耳相传，或书于竹帛的简略“笔录”。理解记忆有异，传授必然相歧，流派随之而生。经过秦代的“焚坑”之后，儒家典籍有所损失，在汉代受到“独尊”之后，典籍文献上升到“经”的高度，对“经”的不同解释也就成了经学的流派。

　　渊源　由于儒家思想渊源于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诗》《书》《周易》《礼》《春秋》等典籍早就存在：①《诗》作为从周初到春秋时的乐歌，从贵族庙堂到民间都有流传，其中有些乐歌刻上竹简，载之典册。孔子教弟子以《诗》，自然要整理汇集选删。《论语·子罕》载孔子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当为后世孔子“删诗书”之说所本。②《书》，即后世的《尚书》，是远古以来的政令汇集，史官记录，大体从《盘庚》以前各篇多为传闻追记，难为信史，而以后各篇，实录成份较多。孔子教弟子“干禄”谋仕，《书》于是成为重要的教授内容。③《周易》为卜筮之书，最初形成于殷周之际，春秋中期，《周易》的经文部分已有基本写定的通行本，上层贵族的大事决策往往借助于《周易》。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Z《论语·子路》载孔子引《易·恒》之“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明《周易》在孔子时代已是在“士”以上的人群中相当普及的文化知识。也自然成为孔子教授的内容。④《礼》，礼原是周人在父系家长制时代形成的全部生活习俗。在代殷成为统治者之后，礼就成为组织国家政治生活的组织原则和贵族生活、行为方式的规范，经史官记录成为《礼》书，也就是当时的典章制度的总汇。孔子主张“立于礼”（《论语·泰伯》），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学礼、习礼、为人相礼，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和儒生的职守所在。⑤《春秋》，周代的天子王室和诸侯公室中都有史官对当时各国大事进行编年记事，鲁国称《春秋》。晋史称《乘》，楚史称《梼杌》。孔子依据鲁史《春秋》，剪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的史实，笔削褒贬，寄托其观点，即后世所谓“春秋笔法”。经孔子删定的《春秋》，成为后世儒家的重要经典。孔子对礼乐文化的典籍《诗》《书》《周易》《礼》《春秋》都下过功夫，在教授弟子时给以整理和再解释，贯注了儒家的思想观点，在后世都成为儒家的经典。

　　两汉至唐　儒家思想在西汉中期受到“独尊”，由先秦儒家整理和再解释的礼乐文化的典籍也都随之上升到“经”的高度，并先后由朝廷立“博士”，成为儒生仕进获得禄位的“正途”。西汉初年所传儒经都是“今文经”（即由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写成，相对于以后发现的以大篆体书写的“古文经”而言），由于各“经”的传授的师承家系不同，同一“经”可以立多家博士。如《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书》有欧阳生、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两家；《春秋》当时立《公羊春秋经传》有颜、严两家。共计有十四博士，即官方认定的“经学”流派，其中有些流传下来，有些则在历史长河中湮没亡佚。

　　今文经学以服务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封建“大一统”为政治导向，并据以阐发儒家经典的“微言”和“大义”。最有影响的儒者董仲舒和汉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何休都是治《公羊春秋》闻名的，也最能代表今文经学的学风旨趣。由于其屈从政治需要而流于附会妄诞，加之拘于师法家法而愈益繁琐，在“古文经”兴起后逐渐趋于衰落。

　　西汉末，以“古籀文”书写的“古文经”陆续由宅壁等处发现，主要有《古文尚书》《周官》（周礼）、《春秋左氏传》等，在政治上进行“托古改制”的王莽十分推崇“古文经”，在“受禅”代汉建立新朝政权后，采刘歆之议，设“古文经”学博士，排斥今文经学，由此开经学上的古今文之争。古文经学的学风旨趣偏重于名物训诂，对经文的字、句、篇章含义的训解迥异于今文经学。它以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指导思想，重视史料、典章制度的考证，因而提倡文字学与考古学。这种古文经学的学风因起于汉代，故后世称之为汉学。

　　东汉初年为反对王莽曾一度恢复今文经学十四博士，不久又废去，古文经仍居主流，其代表人物有贾逵、马融、郑玄等人。由于郑玄兼习博通今古文，在注经中综合两家之长，以古文为主。今古文之争基本平息，古文经学居主流地位。直至清中叶后，由庄存与、刘逢禄倡导公羊学的议事、干政的传统，廖平、康有为等据公羊三世说、“托古改制”“变法维新”，今文经学一度复兴，旋又沉寂。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见经学与玄学），佛教流行，学风上流于繁琐的两汉经学趋于式微，因而也得到改造。王弼注《易》，尽扫孟喜、京房之象数。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范宁注《穀梁》，均简括要旨，标举大义，一反繁琐墨守之两汉经学之风，即以老、庄道家之玄远哲理融入儒经，发挥新义，开辟经学新貌。南朝经学本“江左玄风”的精神形成的新经学在隋统一后成为公认正统，而继承两汉繁琐之风的北朝经学则被淘汰。唐陆德明所撰《经典释文》之“经典”为:《易》用魏王弼注（《系辞》以下用韩康伯注），《尚书》用“伪孔传”，《左传》用晋杜预注，《穀梁传》用晋范宁注，《论语》用魏何晏注，《尔雅》用东晋郭璞注，《诗》用毛传郑笺，《周礼》《仪礼》《礼记》均用郑玄注，均属南朝经学系统或符合其简明约略精神。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和陆德明取舍相同，说明两汉经学至唐代基本结束。由于《五经正义》为唐太宗、高宗“钦定”，科举应试均以《正义》为准，《正义》以外旧时经说逐渐废灭湮没。唐代取士偏重“进士科”、专工诗赋。“明经科”在士人猎取富贵中作用很小，加上朝廷崇尚佛、道，因之，儒家经学处于衰落时期。经义没有发展，也未出现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儒”。唐中叶后，韩愈、李翱等人倡导古文运动，提出儒家道统说，为宋代的经学复兴开了先声。韩愈的“文以载道”说为经学与文学的结合规定了方向。他们提出的“性”“情”“诚”问题为宋代经学所重视并反复讨论，促使了儒释交融和儒学的哲理化。

　　宋明时期　由于北宋统治者极需恢复被五代战乱所废弛的纲纪伦常，复兴儒学有了政治支持，加上士庶界限最后打破，进士名额扩大，科举成为士人为官的希望所在。这些都为宋代经学发展准备r社会基础。

　　宋儒沿韩愈的道统论继续前进，故宋代经学即道学。为适应当时社会政治需要而高谈纲常伦理与心性哲理，对儒经所蕴含义理做灌注时代精神之再解释，因此，道学也即理学。汉代经学之僵化繁琐被废弃，义理重于训诂，宋学学风旨趣迥异于汉学。宋学汲取佛、老精义又坚持儒家原则立场，辟老排佛，统一文统与道统，把对儒经的解释建立在本体论的哲理基础上，理论深度大大提高，经学从而哲理化。

　　宋学在理论上的奠基者是张载、周敦颐和程颢、程颐。张载循李翱思路区分“性”与“情”，又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汲取佛教《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说，主张以“静”制“动”，心统性情，由“反性”而归“善”。周敦颐作《太极图说》，以《周易》和道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取代佛教的重空寂涅槃的哲理，并纳入儒家重伦常的框架之中。二程把天理、“道”作为最高范畴，把“天人合一”观念贯穿发挥，主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张载为宋学中的关学创始人，周敦颐为濂学创始人，二程为洛学创始人。南宋的朱熹发挥二程的学说（世称闽学），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把“太极”“理”“道”“心”“性”“天”“命”等哲理范畴与儒家的纲常伦理、仁、义、礼、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从而使理学充当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角色。关学与洛学在“反性”与“定性”“气”的“形上”与“形下”问题上有分歧。洛学与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在“文统”与“道统”关系上有争论，从而导致两者的分离。洛学的代表二程说独立的文学是“玩物丧志”，而苏轼主张文学离道学而独立。与程、朱理学观点相左的还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一派，心学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以“心”为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明代的王守仁发挥陆氏心学思想，以佛教禅学的“明心见性”即可“成佛”的思路，主张致良知、“自我作主”，一旦豁然贯通即可“成圣”，甚至可以达到满街皆是圣人的程度，世称“陆、王心学”。无论是宋学中的关、洛、濂、闽各派或陆、王心学在学风上都不像汉代经学那样恪守“师法”，而是敢于疑古。如欧阳修就认为《易》之十翼非孔子所作，是假的（见《易童子问》），司马光怀疑《孟子》非孟子自作，朱熹怀疑古文《尚书》，但却认为《大禹谟》中“人心惟危”等四句是孔门“心传”。这是“师心自用”，不为“经”与“注”所缚的宋学学风的鲜明表现。

　　宋学重义理，故将富于理论色彩的《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突出起来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朱驀为之作注。明永乐皇帝颁布《四书大全》以朱注为正宗。明代科举规定以八股文阐述四书经义，僵化偏狭空疏，只是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虽有明孝宗时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冲击官方正统的八股经义，但并未扭转总的趋向，而明后期的王（阳明）学末流空谈心性更与官方经义呼应同归。只是在明亡之后，士大夫反思“误国”之因时才痛感宋明经学之空疏无用和科举之流弊，从而兴起经世致用的新学风，进而导致清代重考据训诂的新汉学（乾嘉扑学）盛行。

　　清代　明淸之际主张经世之学在学风上是弃宋复汉。在南方做此倡导的有顾炎武、黄宗義、王夫之、方以智，在北方有颜元、李塨等人。清代新汉学弃宋学之空疏武断却继承其敢于疑古之风，重点批判陆、王心学，崇尚考据训诂。从顾炎武开始的浙西学派和从黄宗羲开始的浙东学派都传播其影响到清末。顾的《音学五书》对皖派考据训诂之学有导源作用。据《皇清经解》的收录，考据学家在清代有157家，多数是乾隆、嘉庆时人，故清代的古文经学以乾嘉学派为代表。在乾嘉之前，有治《礼》的万斯大，治《尚书》和《易》的阎若璩都对清代经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在乾嘉学派中又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学风好博而尊闻，富于资料而短于义理。皖派讲求音韵小学也讲求义理。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其弟子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其后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著《广雅疏证》《经传释词》都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作。这些经学家在注经解经的同时，不少人还涉足先秦诸子著作，对其进行校勘注释，与经学相发明印证。

　　清中叶后，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促使下，儒家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思图变革，因而到今文经学中寻求理论武器。孔广森著《公羊通义》，首倡今文经学，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也主张以今文经学之风取代古文经。刘逢禄作《春秋公羊传何氏注释例》，发挥张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存三统（夏、商、周）思想。其学生魏源、龚自珍也都主张今文经。二人都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晚清讲今文经的还有王闿运、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等人，康作《新学伪经考》，把古文经学斥为新莽时刘歆之伪造，又作《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宣传孔子托古改制说，以“公羊三世说”为依据构造一个空想的社会蓝图。皮锡瑞著《经学历史》，偏重于推崇今文经学。传统的儒家经学至此已基本结束，因为以济世救时为目的的政论已不再需要借任何形式的“经术”来“文饰”和“自重”，经学也就没有再发展的动力。

　　见今古文学、章句注疏之学、训诂考据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