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8～1645）　明末理学家、蕺山学派创建人。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学者称念台先生，因曾讲学于蕺山，又称蕺山先生，卒谥忠介。

　　生平事迹　刘宗周幼年依养于外祖章颖，受其培育，而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人士皆出于章之门下。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历官至左都御史。因刚直清廉、上疏弹劾奸党、抨击苛政，要求“厚民生”“重民命”，力辩东林人士耿介气节，多次被革职，长期从事讲学著述。早年宗程朱，曾以许孚远为师，反对周汝登的“以无善无恶为宗”，与东林人士高攀龙、黄尊素等切磋学术，赞顾宪成思想为“得朱子之正传”，为纠王学之弊而自建证人书院讲学。中年转向心学，力图改良和修正王学，提倡“慎独”“敬诚”之说。晚年复感于“良知”之弊，又意图摆脱心学束缚，临终时指出：“若良知之辈，鲜有不流于禅者。”（《年谱》）并寄希望于学生。清兵破杭州，刘宗周绝食以殉。其学问之渊博和气节之高尚为世称道。其著作由学生和后人编成《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刘子节要》《刘子粹言》等。

　　学术观点　①继承张载的元气论，形成独有的“离气无理”论和“道不离器”论。深化张载的“虚即气”说，指出无形的虚和有形的万物皆为气的聚散变化和不同的存在，“太虚”则为有与无的统一，同时又把气之有（无形）和万物之有（有形）做了一定的区别。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之说做改造性解释，释“太极”即“气”，“一奇即太极之象，因而偶之，即阴阳两仪之象”（《学言》中），因太极（气）自身对立运动而使万物生生不息。因，“气”散为“太虚”的无形形态，故无极、太极同为气。他以此否定“无极”为“虚无”“虚无”为本原之说。又从“离形无所谓道”“离气无所谓理”（同上）出发，指出“离器而道不可见”，以与“道本器末”“理在事先”之说相反。②刘宗周持以形气为本的人性论和心学立场。他主张人性纯以人的身体和气质为依据，人性的善恶基于后天的环境和主观努力“习”和“学”的程度不同而变化发展，否定先天人性论和人性源于“理”的观点。他把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相统一，以气质之性为主宰。他指出，“人心”与“道心”虽有不同，但无本质区别，且可相互转化，故人欲与天理亦非对立，“非以人欲为人心、天理为道心也”（《中兴金鉴录七》）。人欲是合理要求，纵欲才是恶。他有时又承认先天人性论和先天道德观，并把“意”作为“心”的主宰，主张“慎独”以识得天命之性。③提出“良知不离闻见”说，主张“心以物为体，离物无知”和“即物以求之”（《学言上》）的格致说。否定释氏的虚空圆寂，提倡学与思问辨行相结合，且一刻不能与外界事物相离。强调“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良知何尝离得闻见，闻见何尝遗得心灵”（《语录》）。故主张“学知之知即是良知”，要求反复参求、印证、怀疑，以“得力须是实，实将身体验”（《会录》）与王学“致知存乎心悟”对立。针对王学的知行合一说，他指出：“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本体只在日用常行之中。”（《会录》）“即知即行是谓真知。”（《人谱》）他主张知行相依，反对以知代行而归于无知以致引人入禅。刘宗周在中年以后提出“求道之要莫先于求心”（《答吴生懋九》），并论述王学的“自识其心”和孟子的“养心知存养”之说，沿袭传统的内省反求的认识途径。④持“慎独”“敬诚”之说。刘宗周中年转向心学，视“慎独”为包含了自宇宙本体认识乃至个人道德修养全部道理，提出“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中庸首章说》）。他把“独”视为“心”“良知”，论“独”中即有喜怒哀乐（即仁义礼智），故认识毋须外求，只须“慎独”。主张“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圣学宗要》），故君子由慎独而致中和，即实践了中庸之道，就能达到天地人物一体无间的神秘效果。人人慎独则上下各安其位而能平衡和谐发展。他又推崇“诚”为“圣学之道”，与“独”皆为本；并采用程朱的“入道莫如敬”说，提出“主敬，其功也。敬则诚，诚则天”（《蕺山学案·易箦语》），以敬和诚相联结，倡导保持敬、诚的精神进行内心省察，寻求道德自我完善以达到天人一体的神秘境界。

　　影响和评价　刘宗周是明末的理学大师，其思想体系比较复杂，且充满矛盾，独创与因袭交织并存。作为蕺山，学派的创建者，他长期讲学和著述，学生达数千人，影响深远。蕺山学派中坚人物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均为其学生。刘宗周虽未能挣脱理学羁绊，在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中徘徊徬徨，然其叛离理学的思想，为其学生和此后的启蒙思想家吸收、发展，逐步建立起与理学相对峙的思想体系，并展开了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抨击，成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和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