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2～1529）　明代哲学家。字伯安，自号阳明子，学者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历任南赣巡抚、江西巡抚、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兼两广总制，封新建伯，卒谥文成。

　　青少年时代　守仁先祖系琅琊王氏，后徙居山阴，又徙余姚，遂为余姚人。其父王华，成化辛丑进士及第，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守仁自幼聪慧过人，博闻强记，才思敏捷。11岁时随祖父由水路赴北京，船过镇江金山寺，祖父与宾客饮酒赋诗，正沉吟间，守仁诗已成，从旁赋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年谱》）满座皆惊，让他再赋一首，他随口就说：“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于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年谱》）两诗的共同特点是视角新奇，构思巧妙，对于11岁的少年确是难能可贵。

　　少年守仁性格豪迈不羁，敢说敢闯。他多方面探索人生的道路。当时社会上儒释道思想广泛传播，三教对他都有深刻影响。他生长在官宦之家，从父亲、祖父那里接受儒家教育，从小有做圣贤的念头。12岁时曾问塾师，什么是第一等事业？塾师说，只有读书中状元啊！守仁说：“那恐怕不是第一等事业，第一等事业应该是学圣贤吧！”15岁时出游居庸关，了解边关的战事，又有心为大将，经略四方。但是仙家养生之说对他也有吸引力，他17岁到南昌娶亲，结婚那天闲游铁柱官，听了道士养生的理论，就与道士一起静坐修练。岳父派人找他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把他找到。18岁携夫人诸氏归余姚，路经广信（今江西上饶），顺便拜会吴与弼弟子、江西大儒娄谅。娄为他讲程朱格物之学，告诉他可以通过学习修养达到圣人，这给年轻的守仁留下很深的印象。

　　21岁陪父亲住在北京，读了许多朱熹的书，要亲自实行格物。他与一姓钱的朋友一起，格父亲官署中的竹子，格了7天7夜，不但毫无所获，反而生了病，觉得自己无缘做圣人。27岁时偶读朱熹论读书的文章，认为以前格物的缺点是没有循序致精，于是重又循序渐进地思考，虽然有一定收获，但总觉得理和人心不能统一是个大问题，思来想去没有结果，时间一长旧病复发，更觉得圣人难做，因此心思转向学道、养生。

　　守仁28岁举进士出身，在刑部任主事。30岁到江北公干，事毕游九华山，虚心向道士蔡蓬头和地藏洞异人求教。31岁请病假回到浙江，当时其父已将全家迁至越城（今绍兴）。守仁在城外阳明洞中行导引术，后又习静，想离世远去。在最后选择生活道路的关头，他思想斗争很久，终于认识到佛道的出世，根本违反儒家基本生活准则，于是中止了佛道理想的追求，重新回到学做圣贤的轨道上来。第二年守仁被邀主持山东乡试，他在策问中提出“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的命题。这表明他对佛道持批判态度，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流行的朱子学的不满。在他看来，朱子学的广泛传播，反而使孔孟圣学不明。圣学应该是身心之学，即得之于心、体之于身的道德之学，但是朱子学却引导人们从事于词章记诵，是纯粹的口耳之学。翌年，守仁在北京开始授徒讲学。他首先教导学生树立必为圣人之志，显示了与朱子学不同的心学倾向。也是在这一年，守仁与翰林院庶吉士湛若水一见定交，决心一起倡明圣学。湛若水是明代早期心学代表人物陈献章的得意门生，在交往中守仁受到陈、湛的影响，坚定了走心学之路的决心。

　　提出格心说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守仁35岁，在官场遭到重大挫折。南京科道官戴铣等人因为谏章触怒了当政的宦官刘瑾而下了诏狱。王守仁明知凶多吉少，但仍是第一个上疏为他们辩护，要求武宗收回成命，表现无私的圣德，改过的勇气，结果也下了诏狱，被判廷杖40，谪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驿丞。第二年守仁赴谪，历经艰险，于正德三年来到龙场。龙场在万山丛中，到处是毒蛇、瘴疠之气，周围土著皆系少数民族，语言不通，习俗全异。没有房子住，没有蔬菜吃，守仁不得不与跟他来的从人一起架屋种菜。从人病了，他要做粥喂他们，给他们奏越曲、说笑话以解除精神痛苦。守仁在从未遇到过的艰苦环境中有意识地磨炼自己。他觉得对得失荣辱都能超脱，只是生死的念头还未能化解，于是给自己造一石椁发誓听凭命运安排，随时赴死，决不动心。他日夜端坐澄默，专求静一，久而久之，心中洒落自在，在道德修养上达到很高的境界。他凭借自己的体验，进一步思考圣人之道究竟是什么。一天夜里突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在半睡半醒之际好像有人告诉了他什么，不觉大呼大跳，从人都惊呆了。他悟到的道理就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年谱》）。在他看来，圣人之道完完全全地在我心中，心与理分为二的问题不存在了。朱熹倡导的对外物的格物穷理错了，从北宋以来普遍重视的格物，现在得到唯一正确的解释：格物即是格心，天下之物本无可格的，格物的功夫只应向自己身心上做。这是王学最基本的观念。守仁形成这个观念之后，王学的基础就奠定了。这以后他时而讲知行合一，时而讲诚意，最终讲致良知。这些都是王学体系的不同形态，而王学这个基本观念始终没有改变。

　　正德四年，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向守仁请教朱陆异同问题，守仁不讲他们的异同，只讲自己之所悟，并以五经之言做证明。席书被说服，请守仁主持贵阳书院。他自己与诸生一样把守仁当做老师。守仁在贵阳书院讲知行合一，不过他的讲学并不成功，诸生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而且赞成的人也不知道如何理解守仁说的知行本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守仁认为有必要教学生静坐体悟。

　　正德五年，守仁升为庐陵县令，赴任途中经辰州（今湖南沅陵）与当地几个弟子一起到佛寺静坐，让他们自悟性体。守仁认为从事圣人之学一定要廓清心体，使心中一点渣滓都不留，才能见到真性，也就是仁体、知行本体，这才有操持涵养的基础。

　　正德六年至七年，守仁在北京吏部任职，八年至九年在滁州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督马政。滁州时期，守仁坚持聚徒讲学，主要是教导静坐，体悟本性。这时弟子逐渐增多，达到几百人。每当月夜，学生们围绕龙潭而坐，歌声振山谷，学生随时提问，守仁随时指点，学生们兴奋踊跃。然而时间一长，静坐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弟子中不少人夸夸其谈，空言顿悟，更有甚者乃流于禅学。守仁觉察到这一点，到正德九年升任南京鸿胪寺卿时，只教学生存天理去人欲，做省察克治的实功。但他并没有摒弃静坐，直到晚年在浙江授徒，仍要求学生焚香默坐，不过从南京以后静坐便不像以前那样做为最重要的教学内容了。

　　巡抚南赣　正德十一年九月，王守仁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当时赣闽粤湘边境聚集各省流民，他们一面在山中务农，同时组织武装到周围府县抢劫，被官府目为“盗贼”。为翦除农军，朝廷多次用兵，收效甚微。此时农军又起，兵部尚书王琼力举守仁担当平寇之任。守仁到达赣州之后，实行十家牌法，选练民兵，整饬军队，并且争取到指挥、赏罚的自主权，对各部农军采用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消灭了漳州詹师富部、南康桶冈谢志珊部、广东浰头池仲容部，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这一段时间因为军务倥偬，无暇讲学，直到军事行动结束之后才又与留在大本营的弟子们研讨学问。守仁对《大学》一书本不重视，在讲学中感到不能解释《大学》就不能服广大士大夫之心，于是专攻《大学》古本。认为朱熹的分章、补传，是擅自改动古本，毫无根据。《大学》原书没有经传之分，格物致知以诚意为本，并不须要补传，以诚意为主来做格致功夫，不必添一敬字，以良知指示善之本体，向内即是，用不着借助见闻。于是刻古本《大学》，号为返真复古，以与朱子争。又集朱子强调心悟，批评过分追求词章考证倾向的文章成一书，题曰《朱子晚年定论》，刊行于世，企图证明朱子晚年悔其中年之非，转到心学方面来了。这是一种实用主义，断章取义的办法，不足为训。此书刊出不久即受到罗钦顺的批评。罗氏指出此书在年代、史实上有许多错误，从而成为反对王学的重要口实。

　　平定宁王之乱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三日，宁王宸濠为夺取皇位，以7万之众在南昌发动了一起蓄谋已久、震动朝野的叛乱，史称“宸濠之乱”。当时王守仁本欲经赣江，取道南昌，赴浙江省亲，然后到福建公干。他顺流而下，六月十五日船到丰城，得知事变且宁王已派兵捉拿他。守仁逃过追兵，来到吉安。他深知局势的严重，在没有朝廷命令的情况下，甘冒杀身的危险，挺身而出，与不可一世的宁王抗争。他一面征调所属各府县军兵，一面制造各种虚假情报和谣言，运用心理战使宁王不敢贸然进攻南京，给南京及其他沿江重镇的战备争取了一段宝贵的时间。七月一日宁王率领主力部队出鄱阳湖，由水路向南京进发。守仁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指挥前来平叛的8万军队一举攻克宁王老巢南昌。宁王攻安庆不下，得知南昌失守，无心再战，即回师江西，准备复夺南昌。王守仁以逸待劳，在鄱阳湖中与宁王军队展开决战，七月二十七日全歼其军并且生擒宁王。守仁起兵至此只用了35天，他以果敢与非凡的军事才能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守仁虽为朝廷建立了不世之功，但是他自己却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战后承受了更大的精神压力。明武宗为了达到江南览胜的目的，不公布守仁已经擒获宁王的报捷书，坚持统兵亲征。太监张忠等要求把宁王放在鄱阳湖中，再打一次水战，由武宗亲自指挥人马将其拿获。守仁一直劝阻武宗亲征，更反对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忌妒他功勋的近侍们乘机在武宗面前诬告守仁有意谋反，风声十分紧急。守仁深知随时有粉身粹骨的危险，但是他一切都想通了，将生死置之度外，该巡视就巡视，该练兵就练兵，不把权奸放在心上。他作诗道：“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小儿不识虎，持竿驱虎如驱牛。”（《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啾啾吟》）由于他的镇定自若，加上太监张永的暗中保护，终于化险为夷。

　　提倡致良知说　在同宁王和近侍们的斗争中，守仁与弟子们始终坚持讲学，在鄱阳水战最激烈的时候，守仁仍是一面处理军务，一面与弟子讲论不休。经历了众多的磨难之后，守仁对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验，以为良知是吾人的良师，一切依良知去做，可以在患难生死面前超脱自在。于是在正德十五年正式提出致良知说，这是守仁学说最完备的形态。

　　正德十六年武宗病死，世宗继位，守仁以平宁王叛乱之功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跟他一同起兵的人都没有得到封赏，守仁怀着悲忿的心情回到浙江省亲。不久老父去世，他便在家守孝，直到嘉靖六年。在此期间，他一面发挥致良知学说，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与朱子学派展开论辩，一面聚徒讲学，扩大影响，培养接班人。他的弟子来自全国各地，人数之多为前所未有，是守仁教学活动又一兴旺时期。学生初到，先由守仁得意门生王畿、钱德洪上课，按王守仁思想讲解《大学》；入门之后由守仁上高级课，随时随地指示良知，使学生有所悟而卒业。

　　出征两广　嘉靖六年（1527）广西思恩、田州的瑶、僮（今称壮）等少数民族起事。朝廷记起了闲住多年的王守仁，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制两广、江西、湖南四省军务，前去平定。当时好事者希望以武力征服之。守仁经过调查认为思、田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原来的地方官欺压瑶人壮人而引起的，而这又与朝廷改土归流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况且瑶壮首领有可能率众来投，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武力镇压，而是和平地招抚。于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对于少数民族首领实行招安，结果不折一矢，不戮一卒，全活数万生灵，使思恩、田州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但是对于广西八寨（在今忻城、上林间）、断藤峡（在黔江上，又称大藤峡）的少数民族起义，守仁则认为是心腹之患，而且不能实施招抚，于是采取了武力讨平的策略。嘉靖八年夏，他们用湖广征剿思田的归兵和思田部分降众，出其不意攻入这两个地区，大肆烧杀，血腥地镇压了起义民众。

　　这时守仁肺病、痢疾日趋严重，嘉靖八年十月，他一面向朝廷请假，一面由梧州向广州进发，希望在韶关、南雄间得到朝廷准假的消息，尽快回到浙江。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未得准假的情况下，守仁一行越过梅岭，来到江西，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南安（今大庾）舟次。去世前门人问遗言，守仁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年谱》）他带着对自己学说的自信离开了人世。

　　学术成就　守仁之学归宗于陆九渊。他和陆氏一样是心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因此心学又称为陆王学派。但是守仁学说的规模和深度远远超过陆九渊。陆氏揭示了心学最重要的概念，但是局限在于仅有“先立乎其大者”，而未能将它拓展开来解释当时十分重要的经典四书，特别是对其中详细讲述修养功夫的《大学》未做阐释，因此，他对于格物致知的解说没有超出朱子的成说。守仁则大不一样。他体悟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之后，不断用它来说明儒家经典和实际道德生活，写出《五经臆说》和《大学问》等解经文字；他阐述了知行关系，立志、诚意、默坐澄心对于修养的意义，格物与致知的意义等，最后以对致知（致良知）的新解释，完成自己的体系，赢得广大儒生如痴如醉的信服和欣赏。可以说如果没有王学，陆学本身是没有条件与朱子学分庭抗礼的。心学正是因为有王学这个重大发展才成为强大的思想流派。守仁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贡献，除了社会的因素之外，从思想上看乃是由于他充分领悟并吸收了朱子学与禅学的智慧，解决了朱子学自身的矛盾，点破了当时人们道德生活中缺乏主体性、能动性和实践性等重大问题，因此才得到了成功。

　　王守仁学说的积极意义是恢复了久被忽视的主体性的地位。朱熹与守仁在维护封建制度这个基本的政治社会伦理目标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朱熹的致思方向是加强天理对人的管束（人心中的性不过是上天之理的代表而已），而王守仁的致思方向则是肯定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自我实现。这一区别并非无关宏旨，由于王学推重主体性，才有可能从中发展出为市民利益呐喊的泰州学派，特别是李贽的学说。

　　从伦理学本身说，朱熹强调道德律令对人的约束力，忽视了道德行为的内驱力——良心的作用。守仁高度肯定了良心的地位和意义，纠正了朱子学尤其是它的末流的偏颇。但是因为过分地强调良心的自我实现，又产生另一方面的片面性，即忽视了义务亦即道德律令对人的规范和教育作用，不知良心实际上正是社会风俗、道德、法律等对人心的内化，过分强调道德依赖个人的良心便会产生否定道德生活共同准则的流弊。

　　王守仁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了儒学和中国哲学又一个高峰。他继承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综合了朱子学说，在某种意义上说给理学划上了句号，因为它为中国哲学从古代到近代的过渡创造了条件。王学高扬主体意识，本意是为维护明王朝和为封建制度服务的，但是他掀起的新潮流一发而不可收，演变出李贽等人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学说，这是守仁始料不及的。

　　守仁的学说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给各阶层不满朱子学的知识分子送去了思想武器，发挥了“震霆起寐，烈耀破迷”的作用，因而受到他们的欢迎和拥护。从京师到山野，从达官贵人到普通平民，几乎人人讲王学。朱子学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由于官方特别是后来的清政府的大力扶持，其地位才得以维持。在近现代史上，主张革新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都从王学的自尊无畏的精神中得到启发。现代新儒学的代表如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牟宗三等人都继承发扬了守仁的心学观点。

　　守仁的学说传到日本，产生了日本的阳明学派。它代表新兴市民的利益，向代表封建势力的朱子学展开进攻。阳明学派的代表人物促成了明治维新，将日本的历史航船转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主要著作　王守仁著作的全集为明代隆庆六年（1572）刊刻、谢廷杰编定的《王文成公全书》，共38卷，包括语录、书信、杂著、奏疏、公移、诗赋等。该书由吴光等编校，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更名《王阳明全集》。哲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传习录》《大学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