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8～1500）　明代思想家，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世称白沙先生，死后谥文恭。有《白沙集》传世。

　　生平　陈献章早年学举子业。正统十二年（1447），举广东乡试，会试不中，入国子监读书。景泰二年（1451）再试不中，于景泰五年弃举子业，到江西临川投入名儒吴与弼门下，一年后归家，筑春阳台，静坐其中，足不出户数年。在这一期间，他完成了由程朱理学到心学的思想转变。成化三年（1467）陈复游太学。时值天下之士喜新厌旧，世风变化之际。陈献章的心学思想受到对程朱理学已感厌倦的士大夫们的重视，被认为是“真儒复出”（《行状》）。成化五年陈再次参加会试，又不中，遂绝意功名，归广东讲学。成化十七年江西观察使修复白鹿洞书院（见四大书院），请陈主持，陈婉言谢绝。越年明宪宗下诏征聘陈献章。陈应聘赴京却遭冷遇，托疾上疏乞归。此后陈一直隐居故里，从事讲学，直至逝世。

　　思想　陈献章早年学宗朱熹，自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白沙子全集》卷六《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后在吴与弼思想影响下，观点发生变化，逐步走上心学道路，最后形成“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钮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一》）的思想体系。

　　陈献章的思想经历使他的心学体系保留了一些程朱学派的思想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强调“至无而动，至近而神”（《白沙子全集》卷三《复张东白内翰》）的“道”是最高的存在，“至大者道而已”（《白沙子全集》卷二《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道也就是充塞宇宙的“生生之机”。而性则是天道或天理在人者。

　　但是在心、性关系和心、理关系上，陈献章的思想明显地站在陆学的立场上。他与严于心、性之分的朱熹不同，认为心即理，“君子一心，万理完具”（同上）。不但君子如此，匹夫匹妇亦“胸中自有全经”（《白沙子全集》卷一《夕惕斋诗集后序》）。既然心与理一，那么心之所知不但自然合乎社会规范，“足以保四海”，“开万世”，而且可以参赞天地万物之化育。陈献章并不认为心创造天地万物，也不认为心包含宇宙，但他坚信与理为一、真实无妄之心，会使人做出惊天动地、化成天下的业绩。他的“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白沙子全集》卷四《与林郡博》）；“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诚”（《白沙子全集》卷二《无后论》），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陈献章认为，心若要保持与理为一，必须不着一物，“才着一物则有碍”（《白沙陈子语录》上卷）。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一般人的心由于受到种种物欲的蒙蔽，虽“万理完具”，却有理而不明，物欲使本来为一的心、理之间出现间隔。如何恢复心理为一，亦即使“吾心与此理”重新“吻合凑泊"（《白沙子全集》卷三《复赵提学佥宪》），是成德作圣的根本。在这个问题上，陈献章也表现出与程朱学派不同的思想倾向。他认为，格物穷理，只能使人“脚劳手攘”，“以识为心累”（《白沙子全集》卷六《读张廷实主事近稿》），并不能达到“吾心与此理”“吻合凑泊”的目的。要想恢复心理为一，必须首先去除造成心、理间隔的物欲，使心不着一物。据此他提出“去私”“绝欲”，亦即“洗心”，是心与理“吻合凑泊”的根本途径：“一洗天地长，政教还先王。再洗日月光，长令照四方。洗之又日新，百世终堂堂。”（《白沙子全集》卷六《梦作洗心诗》）

　　陈献章在如何“去私”“绝欲”问题上接受了禅学的一些影响，提出静坐是“去私”“绝欲”的最好方式：“学劳扰，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白沙子全集》卷三《与林友》）又说：“为学须从静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白沙子全集》卷三《与贺克恭黄门》）他认为，静坐久了，“心之体”，即理，就会“隐然呈露”从而重新达到心理为一。

　　陈献章认为，一旦达到“吾心之体，隐然呈露”，亦即心理重新为一的境界，人也就获得了“随吾所欲”的自由；体认物理，稽诸圣训，也自然分明。

　　历史地位　陈献章在明代儒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突破了已趋于僵化的程朱理学的统治，开有明一代心学的端绪。其作用正如湛若水所说，陈献章的思想“为我明正学之宗”（《白沙子全集》卷末《粤秀山白沙书院记》）。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中也认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人精微。”陈献章的思想影响了其弟子湛若水，而湛若水又启发了阳明心学。以陈献章为界，整个宋明理学明显地分为以程朱理学为主流和以心学为主流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