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3～819）　唐代思想家、文学家（图1）。字子厚。浦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解县旧属河东郡，故世称柳河东。“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新唐书·柳宗元传》）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贞元十四年通过博学宏辞科考试后，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后调京兆府蓝田县尉，又升监察御史里行。永贞元年（805）与刘禹锡等参加王叔文集团，成为核心成员，任礼部员外郎，参与永贞革新，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后，被贬为韶州（今广东韶关市一带）刺史，道中加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元和十年（815）受诏返回长安，不用，复出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故世人又称柳柳州。元和十四年病逝于柳州，享年47。死后，其著作由刘禹锡编为《柳河东集》30卷。宋元明清时期，注释刻本颇多，现存较早较全的版本有宋刻《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刻世彩堂本《河东先生集》45卷（图2）、元刻《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45卷、《四库全书》本《新刊诂训唐柳先生文集》4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据宋世彩堂本断句的排印本《柳河东集》。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校点本《柳宗元集》。

　　兴尧舜孔子之道　柳宗元的主要思想倾向和政治活动，是致力于“立仁义、裨教化”（《寄许京兆孟容书》）。他宣称自己素意“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同上）。他认为自己读书作文，“其归在不出孔子”（《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他誓言要“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柳宗元认为，尧、舜、孔子之道的核心内容是“大中之道”。他从五个方面对“大中之道”加以阐发：①重人道，轻天道。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与人不相预，社会治乱由人不由天，并反对祥瑞符命之说。②强调仁义思想。认为“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时令论下》）。③推行仁政。认为治国要顺应生人之意，轻徭薄赋，重教轻罚，致大康于民。④选拔人才，登贤用能。认为应该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能者进用，庸者休退。⑤通权达变，处事贵当。认为“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断刑论下》）。经权之道归结起来就是“当”，“当也者，大中之道也”（同上）。强调必须“立大中、去大惑”，指出“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时令论下》）。

　　元气自动说　在哲学上，有《天说》《天对》等重要论著。柳宗元持元气本原论，并加以补充发挥，提出元气自动说。他认为在天地万物未形成之先，只有混沌茫昧的元气存在。元气分为阴气和阳气。阴阳之气絪缊运动，往来交错，无有止息。阳气重积而成天，阴气沉聚而成地。阴、阳、天三者交合，而化生山川人物。天地山川人物皆由元气构成，元气的自然运动又促成其生生变化。元气的运动是自动的，故山川万物的变化是自然的，并非有神人之力在推动。“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非国语上·三川震》）地震、时令、灾异等自然变化现象，都是元气自身运动的表现，与社会人事无关。柳宗元由此出发，批评了灾异之说。认为灾异之说背离了圣人的大中之道。指出：“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覈，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认为只有元气自动、天人不相预之说，才符合圣人之道。

　　倡导古文运动　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魏晋以后，骈文盛行，“竞骋文华，遂成风俗”（《隋书·李谔传》）。自隋代李谔、王通等人倡改文体，散文逐渐得到发展。经唐初至玄宗时期文风二变，但绮丽颓靡风气到中唐犹存。柳宗元和韩愈继续倡导古文运动，并将它推向高潮，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新唐书·文艺传》）柳宗元继韩愈提出为文宗经明道的主张之后，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原则，“言道讲古穷文辞”（《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把学古道和为古辞统一起来，创作了大量的论、说、书、序、记等古文风格的文章。他“下笔构思，与古为侔”，所作之文“精裁密致，灿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旧唐书·柳宗元传》）。柳宗元积极倡导古文运动，形式上是要改变骈赋的绮靡文风，实质上则是要复兴古道，即尧舜孔子之道，使古文运动成为儒学复兴运动。

　　参加永贞革新　柳宗元素有“辅时及物”之志，在政治上大力推行尧舜孔子之道。他认为有为的儒者应该超越汉以来墨守章句的空疏学风的局限，将尧舜孔子之道施于人世，治正社会，造福生人。强调：“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送徐从事北游序》）柳宗元批评注疏式的儒者，指出他们只知辨析章句，不知及物济世，于时无补。说：“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他从蓝田县尉升任监察御史里行后，积极参加改革运动，成为王叔文改革集团的骨干成员。唐顺宗李诵即位，年号永贞。在李诵支持下，王叔文派执政，柳宗元超资升任礼部员外郎，掌礼仪、享祭、贡举之政。“二王刘柳”大力革除弊政，推行善政，选用贤才，罢黜贪官，废除宫市，禁五坊小儿，停进羡余，释放宫女，免除欠赋，平反冤案，贯彻仁政思想，使“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顺宗实录》卷二）。史称“永贞革新”。

　　统合儒释　在儒佛关系方面，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唐中叶三教并立，朝野上下佞佛成风。柳宗元好佛，深通佛理，自言“余知释氏之道且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但他对于佛教既不盲目崇拜，亦不简单排斥，而是主张吸取其有益于人世的内容，加以利用。认为“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同上）。指出佛教“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与老子、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一样，皆“有以佐教化”（《柳州复大云寺记》）。柳宗元认为，佛教在心性学说方面，与儒术尤其相合：“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故主张夷夏若均，对佛教亦像对待诸子百家一样：“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他要求治国者既“服勤圣人之教”，又“尊礼浮屠之事”，将“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柳宗元“统合儒释”，实为以儒学为主体来吸收和利用佛教，其目的在于治国安民，实现仁政德治。

　　影响　柳宗元的思想及活动，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影响，“一时辈行推仰”（《新唐书·柳宗元传》）。他和韩愈倡导古文、复兴儒学的努力，成为宋代新儒学运动的前奏。他“统合儒释”的思路，在思想途径和理论思维方面启迪了宋明理学，理学家们就是在出入佛道的基础上发展原始儒学，而构建起新儒学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