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2～842）　唐代思想家、文学家。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旧唐书》谓彭城人。自幼好学，习《诗》《书》超乎其伦。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同年登博学宏辞科。贞元十一年通过吏部取士科考试，授太子校书。贞元十六年应杜佑请为徐泗濠节度掌书记，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后随杜佑入朝，任监察御史。永贞元年（805）与柳宗元等参加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参与永贞革新，时称“二王刘柳”。王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旧唐书－刘禹锡传》），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失败后，坐贬连州（今广东省连县一带）刺史，道中加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十年后，与柳宗元同被召回长安，因作看花诗“语涉讥刺”，复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刺史，经裴度奏请，改授连州刺史，后移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宝历二年（826）入朝任主客郎中，改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大和五年（831）出为苏州刺史，迁汝州刺史、同州刺史。开成元年（836）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直到逝世。一生勤学，“厚自淬琢，靡遗分阴”（《献权舍人书》），“素善诗”，“工文章”（《新唐书·刘禹锡传》）。有重要哲学论文《天论》3篇。著作有《刘宾客文集》30卷，外集10卷；亦名《刘梦得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明刊本影印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排印本，名《刘禹锡集》。

　　物乘气而生　刘禹锡在哲学上有明显的气本原论倾向。他认为气是天地人物的本原，万物皆“乘气而生”（《天论下》）。气又称“阴阳五行之气”。阴阳五行之气嘘噫交感，而化生出天地人物。天地万物“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同上）。天地人物出现后，“贞而腾气者膴膴，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犹轮是蹈”（《问大钧赋》）。天在上，地在下，人类生活于天地中间，构成纷繁变幻的世界。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事物“各乘气化，不以意造”，“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同上）。天为自然之物，不能干预人事。但天人各有其能，可以“交相胜”“还相用”（《天论中》）。还认为人禀受阴阳五行之气中的“秀气”“正气”而成，故为“倮虫之长，为智最大”（《天论下》），而得“秀气”“正气”多者为俊人，他们是人中圣贤，能深明天人之理，树立人道人纪，以法制务胜于天，求得社会治平。

　　三王之道非必变　在政治上，刘禹锡主张坚持三王治国之道。针对关于唐朝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赋之令、礼乐刑法之章皆因隋制的批评，刘禹锡说：“三王之道，犹夫循环，非必变焉，审所当救而已。隋之过岂制置名数之间邪？顾名与事乖耳。”（《辩迹论》）认为不能随意改变三王之道，为政只在善于根据具体情况运用三王之道，匡救时弊。古贤治国，称谓各异，方法不同，但都是坚持实行三王之道，弛张雄雌，惟变所适，“其宽猛迭用，犹质文循环，必稽其弊而矫之”（《答饶州元使君书》）。认为政之本在足民。“夫民足则怀安，安则自重而畏法；乏则思滥，滥则迫利而轻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为吏者率以仁恕显；武、宣之民亟于役，为吏者率以武健称”（同上）。主张重用和保护贤材，反对“用一恚而杀材能”的做法。强调为政必须修身，认为只有以三王之道、孔子之教修身及物，才能济时经远，实现王道政治。兼容儒释在对待佛教问题上，刘禹锡主张儒释兼容，以行教化。唐朝至高宗、武后时，“政教渐衰，薄于儒术”（《旧唐书·儒学列传》）。刘禹锡针对释道兴盛，而“夫子之教日颓靡”（《奏记丞相府论学事》）的现实，主张复兴儒学，认为“忠孝之于人如食与衣，不可斯须离也”（《名子说》），并积极参加古文运动，大力鼓吹儒学。但他并不排斥佛教，而是主张儒释并行。他认为“素王立中枢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至哉！”（《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儒释各有所至，皆为高大学问。认为释教在心性思想方面比儒学深刻，可补儒学之不足。儒学虽以仁义中道教喻群心，但却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寝息。而佛教能以大慈大悲拯救世人之苦，广启因业，故世传而益尊。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使世人知修善心法，“味真实者，即清静以观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迁善；厚于求者，植因以觊福；罹于苦者，证业以销冤”（同上），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生死之际，具有阴助教化、总持人天的作用。刘禹锡认为，这种作用是在“生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柔”（同上），为治国教化所必需，不可简单排斥，故主张儒释并行，以辅天工，济人世。

　　影响　刘禹锡坚持三王之道而又审所当救的思想，促进了唐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他关于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深化了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使中国哲学天人观从天人相分、天人感应问宋代“一天人”（张载）、“合天人”（二程）的思想阶段发展，促进了宋明理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