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8～824）　唐代思想家、文学家。字退之，原籍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由于他多次自称昌黎韩愈，故又号韩昌黎。韩愈“三岁而孤”，由兄嫂抚养。“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与凤翔邢尚书书》），自幼攻读儒家经典，到贞元八年（792）25岁时才考中进士，但参加吏部博学鸿词考试却屡遭失败。他急于用世，曾三次上书宰相，仍未得入仕途。后由地方推官入京参加“调选”，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因请求罢除宫市，为幸臣李实乘机进谗，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西北）县令。永贞时遇赦，元和初年被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分司到东都洛阳，教授诸生。后授都官员外郎，一度改为洛阳县令，迁尚书职方员外郎。再回长安复调为国子博士。宰相武元衡、李吉甫以其有史才，改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再转考功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随裴度平淮西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到元和十四年，又因谏迎佛骨，复遭贬为广东潮州刺史。翌年遇赦，改授袁州刺史。穆宗即位后，召为朝散大夫、国子祭酒，后又转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卒后，赠礼部尚书，谥文，世称韩文公。著作编为《韩昌黎集》，其中《原道》《原性》《原人》《与孟尚书书》《谏迎佛骨表》等，是他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的代表作。

　　尊君重民维护封建统治　韩愈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主要表现在尊君思想。他在《原道》篇中，提出：“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如“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是明显维护专制君权对人民的统治和鼓吹封建剥削的合理性。

　　韩愈虽然尊君，却仍继承儒家重民传统。他被贬到阳山，就因为抨击唐德宗设宫市扰民的流弊，及极论关中旱饥，要求宽民徭，免田租，故为当政者所恶。他到阳山后史称其“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新唐书·本传》），可见他受到人民的爱戴。元和年间，为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判祠部时，敢与宦官为敌，对被宦官纵容而胡作非为的僧道整顿风纪，对违法者按照法典给予惩治。改任河南令时，又与河北四镇违法吏卒做斗争，具有强项不屈和勇于负责的精神。他在被贬潮州后改授袁州刺史时，禁止典卖良人作为奴婢，经检查后释放奴婢700余人，为人民做了好事。韩愈为人颇有胆识，长庆年间（821～824），曾单骑宣抚王廷凑成功，苏轼称其“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他晚年任京兆尹，“六军将士皆不敢犯”，长安骄兵和老奸巨滑之辈稍有收敛，不敢继续为恶。韩愈在政治上维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主张轻徭薄赋，反对聚敛残民，在当时的官僚中，还不失为耿直忠贞之士。

　　反对佛道创建儒家道统韩愈在《原道》篇中，强烈排击佛、道，认为与儒家经世思想是对立的，指斥它们破坏君臣、父子、夫妇的伦常关系。他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的明确界定。这是以“博爱”为“仁”，行为合乎社会等级秩序为“义”，实行“仁”和“义”为“道”，内心具备“仁”和“义”为“德”。由于“道”和“德”是没有确定内容的“虚位”，而“仁”与“义”则是有确定内容的“定名”，所以“道”和“德”决不能离开“仁”和“义”。老子的错误是排除“仁与义”而讲“所谓道德”；佛教则抛弃君臣、父子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这就必然会“灭其天常”，走上毁灭伦理纲常，遗害天下国家的道路。

　　韩愈视佛、道为异端邪说，为要维护儒家正统地位，反复强调他所谓“道”，根本不同于“老与佛之道”。这个“道”世代相传，“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这就构成一脉相承的儒家道统，他则以继承人自居。

　　顺天应道强调圣人之教　韩愈既讲“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与卫中行书》）；但又强调人的作用，说“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原人》），圣人可以代天行道，“先天不违之谓法天，道济天下之谓应道”（《贺册尊号表》），把顺天安命的法天思想与居仁由义的济世思想结合起来。他宣扬“圣人立教”的观点，说“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否则“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他倡导圣人创制立法的唯心史观，却否定人民群众进行生产斗争和改造自然的行动，斥为“天地之仇”。他要使人相信，圣人具有天生智慧，人民群众只能接受教化，为此还在人性上找寻根据。

　　上智下愚人性区分三品　在先秦诸子中，孔子提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的观点，汉代董仲舒推衍成性三品：一是不教而善的“圣人之性”，二是教而不善的“斗筲之性”，三是“性待渐于教训而能为善”的“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韩愈在此基础上将性与情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性情三品说［见性三品（韩愈）］。他认为“性”是先天具有的，“情”是由于接触到外界，受到刺激后而产生的内心反应。性包括仁、义、礼、智、信五德，情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性是情的基础，情是性的表现，两者有互相依存的关系。由于不同人各自具有的五德参差不齐，所以人性有上、中、下三品之分。上品人性是善的，中品人性可善可恶，下品人性是恶，除中品外，上、下品的人性都不能改变。人的情也有三品，上品的情，一发动就合乎“中”，中品的情，有过或不及，但大体上合乎“中”，下品的情，则完全不合乎“中”。性三品与情三品相对应。韩愈虽认为上、下品的人性不能改变，但未完全否定后天的影响。承认“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原性》），并由此开导出他的教育思想。

　　抗颜为师传道授业解惑　韩愈和孔子类似，既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上智圣人，又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孔子自称并非生而知之，故每事问。韩愈写有《师说》，亦肯定“人非生而知之者”。并说“古之圣人”，“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反“而耻学于师”，这正是圣愚差别所在。韩愈声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无分贵贱、长少，先闻道者就可以为师。他认为“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主张教学相长、能者为师。打破封建传统的师道观念，是教育思想的革新。

　　为师职责和教育目的在培养人才，韩愈感于当时师道衰微，说“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他不顾流俗的诽谤，却“抗颜而为师”（《柳河东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并希望有伯乐式人物能识拔真才，是当时贤才难遇知己的思想反映。

　　修辞明道促进文学革新　韩愈是中唐提倡古文运动的健将。“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以纠正齐、梁以来重形式的文风。韩文雄奇奔放，“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成为其风格特色。韩愈为文，“惟陈言之务去”，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故其文体论虽有复古一面，主要精神是革新。韩诗亦自成流派，“以文为诗”和“奇崛险怪”是其特点，亦间有朴素刚健而自然流畅之作。韩愈思想，是宋明道学的先驱；而修辞以明道，在文学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