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617）　隋代思想家。字仲淹。门人私谥“文中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出身于仕宦之家，从小受到儒学的薰染。隋仁寿三年（603）在长安见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不见用。曾考中过秀才，出任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后弃官归里，著书讲学，有弟子千余人，时称“河汾门下”。曾注《十二策》4卷，《续六经》6种，均已亡佚。今存宋阮逸注的《中说》（亦称《文中子》）10卷，是研究王通言行事迹的主要史料。

　　对待三教的态度　王通认为，儒、道、释三教可以相互融通，都构不成国破家亡的原因。“《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炫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中说·周公》）但王通并未把三教平等看待，而是力倡儒学。他指出，佛教乃“西方之教”，不适合中国国情，如同“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同上）一样。道教不修仁义，不立孝悌，妄言长生，是贪得无厌的表现。而周孔之道则是神圣之道。他说：“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中说·王道》）“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夫子之力也，其与太极合德，神道并行乎！”（同上）王通以为，孔子之后，周孔之道无人光大，而他肩负着这一神圣使命，“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仲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中说·天地》）。

　　伦理思想　王通继承儒家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阐论了仁、义、礼、智、信、孝、忠、恕等道德规范，提出了“穷理尽性”的道德修养论。王通认为，仁义是其他道德规范的基础和核心，对于治国、立人都有重要意义。行仁必须以礼节之，离开礼，仁即不可行。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是“仁者之目”。智须以仁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中说·问易》），背仁而独言智，必然导致贼乱，义利相比义为重，君子“见利争让，闻义争为，有不善争改”（《中说·魏相》）。孝始于事亲，终于立身，是忠的基础，孝立则忠遂。忠的重点是匡君主之失，补君主之过。“忠臣之事君也，尽忠补过。君失于上，则臣补于下，臣谏于下，则君从于上”（《中说·问易》），以保证王道的不跌和天下的安定。在修养方法上，王通明确提出“穷理尽性”的命题，“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同上），主张彻底把握儒家所倡导的人伦纲常，充分发挥人的天赋善端，同时辅之以学、问、诫、改过，以提高人的道德境界。

　　哲学思想　王通以元气、元形和元识规定天、地、人的特征，“夫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谓也；人者统元识焉，非止圆首方足之谓也”（《中说·立命》）。他承认命的存在，吉凶曲折无所逃，只有君子才知畏，圣人才能至。但吉凶祸福可召可求，“召之在前，命之在后，斯自取也”（同上）。王通认为人都具有主观能动性，反对“来者之不如昔”的观点。肯定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名实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中说·问易》）。

　　历史地位及影响　在佛教盛行的隋代，王通热衷于振兴“周孔之道”，并为之付出了很大努力，在理论上也有所建树，不愧为董仲舒、扬雄之后和韩愈之前的一位大儒。尤其是他倡导“穷理尽性”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宋明道学的思想先河。尽管后来石介、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对王通的评价不尽一致，但都肯定他在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