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7～1101）　北宋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南宋孝宗时赠太师，追谥文忠。

　　生平　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从此踏入仕途。由于他在政治上主张稳健的改革，既有别于王安石，又不同于司马光；加以性格耿介，不能“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故一生几度沉浮，历尽坎坷。仁宗朝从地方官值史馆，力劝仁宗“破庸人之论”，“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进策五篇》），呼吁改革。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励行新法，他又认为“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上神宗皇帝书》），与王意见不合，因而被迫出朝，先后在杭州、徐州等地任地方官。又因见新法之弊而“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于元丰二年（1079）被捕入狱，此即著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责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遂交从田父野老，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司马光复相，苏轼应诏还京，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不久又因批评当政者“矫枉过直”，“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辨试馆职策问札子》），受到司马光等人的排挤，出守杭州。绍圣元年（1094），新党复起，报复元有祐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岭南惠州而海南儋州。“瘴疠所侵，蛮蜑所侮，胸中泊然，无所蒂芥”。（《东坡先生墓志铭》）徽宗即位，于元符三年（1100）始遇赦北归，不久即在常州病逝。平生著述极多。诗文被后人编为《东坡七集》（见东坡集），112卷。学术著作有《中庸论》《论语说》《书传》《易传》等。

　　哲学思想　苏轼的哲学思想接续苏洵，大抵以儒家经世济民、辅君治国为宗旨，出入百家、参酌取舍而不严守门户，贵通达、重实用而不尚学理之纯，故被视为杂家，儒林称作蜀学。其实这种特点更有利于从社会现实中汲取营养，突破旧说，酿造新意。苏轼继承前人有关道在具体事物之中的思想，以为水之道即在水之中，社会之道即在历代之所以兴废之中，离开实际事物去学道是“弃迹而逐妙”（《大悲阁记》）。因此他要“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上曾丞相书》）。他还继承了荀子“礼者，养也”（《礼论》）的思想，《礼以养人为本论》云：“夫礼之初，始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今儒者之论则不然，以为礼者，圣人之所独尊，而天下之事最难成者也；牵于繁文而拘于小说，有毫毛之差则终身以为不可。”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情欲的合理性。他还改变了传统对“学”的看法，认为“俗学”死守师说，“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提出“道其聪明，广其闻见，所以学也”（《送人序》）。他注重自我经验，主张“有目而自行”，不能“无目而随人”（《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序》）。这些思想不仅与当时的道学恰成对垒，即与传统儒学也颇有距离。

　　文艺思想和实践　苏轼也是北宋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他反对束缚，提倡创作自由。对于法度，他说：“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诗颂》）“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说》）对于得失，他说：“言发于心，冲于口，吐出则逆人，茹之则逆心。余以为宁逆人也，故率吐之。”（《录陶渊明诗》）不满王安石以一己之文统一天下，他说：“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唯荒瘠赤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他以“求物之妙”（《答谢民师书》）为中心，深入探讨了创作规律。指出物之妙在于神，当着重捕捉事物的精神意气：“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而得物之神就需身与物化、神与物交。如文与可之画竹：“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如李伯时之画山庄：“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还需酝酿灵感，不失时机地一挥而就，即所谓“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他还提出了淡远深邃的审美理想，代表了晚唐之后文艺发展的历史趋势。《书黄子思诗集后》的“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评韩柳诗》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和陶诗序》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都是这方面的名言。苏轼的文艺理论，内容之广泛、观点之精辟为宋人之冠，其思想倾向的代表性亦首屈一指。

　　苏轼是个才华横溢、兴趣广泛、成就卓著的艺术家。文居唐宋八大家之一，无论长篇短制皆挥洒自如，不拘成法。长篇如《司马温公行状》，洋洋万余言，初无布置，迤逦写来，委曲精尽，自古无此法。短章如《记承天寺夜游》，廖廖数十字，晶莹如露珠，而情境宛然。前后《赤壁赋》等更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诗则于物无所不收、于情无所不畅。讽刺权贵如《荔枝叹》，沉思人生如《渑池怀旧寄子由》，怀念家乡如《游金山寺》皆意致深邃。至如《望湖楼醉书》《饮湖山初晴后雨》《惠崇春江晚景》等写景绝句更属千古绝唱。词则于婉约之外开豪放之风，“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即其代表。文学外，书法为宋“四大家”之首（余三家为黄庭坚、米芾、蔡襄），擅行、楷，用笔丰腴跌宕，意态自在天真。绘画则兴之所至，信笔直扫。善画竹，尤喜作枯木怪石。形象虬屈，结构奇特，“如其胸中盘郁也”（米芾：《画史》）。贯穿在苏轼文艺创作中的共同精神是意气风发，笔力纵横，无拘无束，自由奔放，与其哲学思想、文艺理论正相一致。

　　历史地位　苏轼其人、其学、其艺混然一体，不仅影响了当时一代文坛，而且广被宋元明清历代知识分子，更为明代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徐渭、李贽、袁宏道等尊为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