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3—1107）　北宋理学家，洛学创始者之一。字正叔，河南洛阳人，学者称伊川先生。与其兄程颢合称二程。程颐的少年时代，同程颢一样，是伴随做地方官的父亲在寓所中度过的。14岁受学于周敦颐，倾心于孔孟之道，主张孔孟之道应为当世所用。嘉祐元年（1056）随父进京师，入太学读书。当时主管太学的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考试学生，程颐作一论文，以求“圣人之道”为指归，以学“圣人”为标的。胡瑗十分赏识，立即请来相见，并授以学职。嘉祐二年，曾上书仁宗皇帝，分析北宋社会的深重危机，提出救治之方，并要求仁宗召对，“面陈所学”（《伊川先生年谱》），未受重视。嘉祐四年，廷试未中，本可靠其父所得“任子恩”进入仕途，但都把机会让给族人。朝中亦有人推荐，均未就职，而甘当“处士”。神宗熙宁新政期间，与其兄居洛，开始设馆授徒。元丰八年（1085），程颢病卒，程颐撰写《明道先生行状》，并求作墓志铭、题墓表，弘扬程颢倡明道学的功绩，并以发展洛学为己任。同年，朝廷授程颐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哲宗元祐元年（1086），在司马光、吕公著、韩绛等旧党首领的共同推荐下，程颐以布衣受诏，任崇政殿说书，侍讲于年幼的哲宗皇帝。以其克尽职守，精心讲学，而被誉为“真侍讲”。然又因其“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忌”，而引起一部分人士的反感和敌意，逐渐形成蜀党（以苏轼为首）和洛党（以程颐为首）的所谓“洛蜀之争”。在党争中，程颐受劾、罢官。此后，遭到一连串打击，被贬管勾西京国子监、西京嵩山崇福官。至哲宗绍圣年间，又被列入“奸党”，“放归田里”，并于绍圣四年（1097）“送涪州编管”。直至元符三年（1100），哲宗卒，先被移峡州，后以赦复宣德郎，回洛阳居住，不久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徽宗崇宁元年（1102），朝廷立元祐奸党碑，程颐再被列为“余党”之首，撤销已恢复的官职。翌年，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伊川先生年谱》）。程颐迫于形势，只好遣散学生，劝止四方学者不必及门。直至崇宁五年，元祐党禁稍解，程颐才得复宣义郎致仕。大观元年（1107），程颐病卒，大多数弟子因害怕受牵连，不敢参加葬礼，只有最亲近的弟子尹焞、张绎等人助理葬事。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正公；理宗淳祐元年（1241），封伊阳伯，从祀孔庙。

　　学术思想　程颐曾说：“我之道盖与明道同”（《伊川先生年谱》），即在理学观点上，与其兄基本一致。事实上，作为理学学派之一的洛学是由二程共同创立的。但程颢去世较早，其理学思想未能充分展开。而程颐则在程颢去世后的20余年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早年与程颢共同建构的洛学思想体系。

　　天理论　与程颢一样，程颐也以“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这个“理”，也就是“道”，它“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是形而上的宇宙本体。理既是事物之所以然，“所以阴阳者是道也”，也是事物的准则，“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任何事物都有其所以然之理，“一草一木皆有理”。说明“理”除了超越本体意义之外，还包含具体事物的规律的意义。程颐还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认为张载的《西铭》讲明了理一分殊的道理，并着重从伦理学上阐述了理一分殊的思想。按照程颐的看法，儒家所主张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理一”；人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便是“分殊”。程颐最初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是用以论证亲亲、仁民、爱物的差等和次序，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

　　程颐还吸收和改造中国古代关于气的范畴，形成了以气化说为核心观念的宇宙生成论。按照程颐的看法，气普遍存在于天地之间，充塞宇宙，“气行满天地之中”。任何事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比如，霜是“金气”，露是“星月之气”，雷是“沴气”。气的聚散决定事物的生死，“物生则气聚，死则散而归尽”（《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下）。气与理不同，理无生灭，而气有生灭，是随着事物的消散而消灭的，“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程颐特别提出真元之气的概念，认为真元之气是一种具有“生生”性能的神秘的气，“真元之气，气之所由生，不与外气相杂，但以外气涵养而已”。强调“真元自能生气”“人气之生，生于真元”。程颐还提出，万物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由气化至形化的发展过程。所谓气化，是指事物最初没有形成有形的种子，只是“种于气”，全由气化产生；所谓形化，是指气化产生的事物，在其后的繁衍中，即以种而生，以形相禅。无论古今，事物都有两种生成方式：一种完全是气化而生，始终无种生；一种是先气化而生，然后种生。万物庶类，以气化产生，又以形化相禅，形成生生不已的无限多样的世界。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程颐提出：“有理则有气”的命题，其含义有二：一是理气不相离。从体用观看，“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易传序》）。理是体，象（物）是用。象以理为本体，理与象不可分离，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二是理先气后。从理与象、数的关系看，“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河南程氏文集·答张闳中书》）。象、数是关于具体事物的形态与数量的范畴，可归结为形而下之气。有理而后有象、数，实际就是有理而后有气，开启了理先气后说的先河。

　　在道器观上，程颐强调道器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以形而上之道为形而下之器的根据，他说：“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这里程颐把道、器加以区别，并规定为主从关系，与程颢的器亦道道亦器、道器为一的观点显然不同。

　　人性论　程颐论人性，引入了“气”的观念，提出“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河南程氏遗书》卷六）。因此，必须性、气不可偏论。程颐又把人性区分为“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前者是气质的禀受，也叫做气禀之性或生质之性；后者则是“性之理”，也叫做天命之性或本原之性。人的本性、本质在于人所禀受的“理”。由此，程颐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人性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为天所赋予，理、性、命三者是同一的。对于人性善恶的问题，程颐提出“性善才恶”说，认为人性都是善的，有不善者是“才”而不是性。所谓才，就是人的“资质”即才能。“才”出于“气”，而气有清浊之分，所以“才”也就有善恶之别。“才”之善不善，取决于气禀。禀得清气为正，“才”善；禀得浊气为偏，“才”不善。至于“情”，则是“性”的流行、发用，发而“中节”即善，否则即不善。在人性修养方面，程颐认为，人的本性不会改变，然而气质则可能改变，因此主张变化气质，“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理欲观　程颐重视“天理人欲”之辨，强调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认为“人欲”是造成“天理”不明的根本原因，并以“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河南程氏外书》卷二）。主张“损人欲以复天理”（《伊川易传》卷三），“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与天理人欲之辨相联系的是义利之辨。程颐强调：“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认为“利”有“和义”与“害义”两种作用，故有“善”与“不善”两个方面，“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主张以利附义，便是存义去利。

　　功夫论　程颐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的命题，表明其功夫论包含修养论和知识论两方面的内容。其修养论提倡以“主敬”说代替周敦颐的“主静”说。所谓敬，就是“主一无适”：“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主一无适即能保持思想的高度集中，精神专一，而不发生偏向。主敬又必须辅之以“集义”，即以道义相配合。“敬义夹持”是涵养身心的有效方法。其知识论则主张格物致知。这是发挥《大学》的思想。程颐说：“‘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认为格物就是穷理。穷理的方法有多种，最主要的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接事物。格物是一个由渐进积累到“脱然贯通”的过程，贯通必须以积累为前提，“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程颐强调“知难行亦难”“知亦有深浅”“须是知了方行得”（同上），提出了知先行后、“以知为本”的重知说。

　　政治思想　程颐认为，普天之下，惟有王者至尊至贵，“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伊川易传》卷一）。天下的臣民阴柔无能，不能养活自己，只有靠“司牧之养”，而司牧又是“食君上之禄”，因而说到底，是君养活了民，而不是相反。因此，程颐主张辨别上下，严格尊卑贵贱的等级名分，“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同上）。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就是使农工商贾“四民”“止各当其所”。程颐强调教化的作用，批评统治者不重视教化是“陷入于辟”，明确地把教化列为治世的急务之一。程颐虽然对王安石新法持批评态度，但并不反对变革，而是要求改革弊政，只不过他主张“革之有道”，因为变革是大事，“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伊川易传》卷四），即由具备非凡才干而又受君主信任、堪当大任者，把握适当时机，审时度势，领导并实施变革。他虽偏于保守，然与当时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实不相同。

　　经济思想　在土地问题上，程颐主张仿照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授民以产，制民恒产，以济困穷。认为一个男丁只要授田百亩，就可以解决一家5～8口人的吃饭问题。并且指出，单靠赈济解决饥民问题，不过是扬汤止沸，决非良策。在赋役问题上，程颐反对重敛，主张“损上益下”，即损去统治者的一些过度的骄佚奢侈，变横征暴敛、急令诛求为薄赋轻徭和有节制的征求，以泽民众。强调使民以时，农忙季节不可任意抽调健壮劳力服役，讲习武艺一般应在农闲时进行，一切举措都要服从“农畴之务”，决不可“妨农害人”（《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凡此等等，表现了程颐的以农为本的思想。

　　教育思想　程颐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指出：“教不立，学不传，人材不期坏而自坏。”（《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认为人才培养必须从幼年开始，即所谓“养正于蒙”。培养人才必须把道德列于首位，重要的是“养其善心”（同上）。主张学生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为学，治经最好”（《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其中，《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更被列为“入德之门”的教材。学习的重点则应放在义理的追求上，也就是所谓读书明理，若读书而不明理，等于买椟还珠。在教学方法上，程颐强调从被教育对象的特长人手，因材施教；主张“教人有序”，遵循顺序渐进的方针。

　　著作　程颐最主要的著作是《周易程氏传》（又称《伊川易传》）4卷。其他有《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及《河南程氏粹言》中属于他的语录；《河南程氏文集》8卷；《河南程氏经说》8卷。以上著作均收入《二程全书》，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二程集》亦收入。

　　地位与影响　程颐不仅与程颢共同创立了洛学，并且在程颢去世后充当了洛学领袖。洛学是奠定宋明理学理论基础的重要学派。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学思想，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被合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在宋代曾被作为“伪学”而连续遭禁。然而从南宋末期起，渐受最高统治者重视，地位不断上升。至宋元之际，程朱理学传人北方，受到中原知识分子的尊崇，元朝最高统治者亦加以扶植和支持，终于登上了官方哲学的宝座。此后在中国思想界处于独尊地位，被崇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具有极大的权威。它亦因此而失去理论上的创造力，日趋僵化，且以其理论上的权威窒息、扼杀一切新思想的萌芽，成为思想的牢笼，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