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1～1086）　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老人，世称临川先生、荆公。江西临川人。

　　生平与著作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曾任签书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职。长期的地方官吏生活，使他对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均田制的破坏所带来的社会弊病以及给广大民众造成的疾苦，有较深的了解，从而产生变法思想。嘉祐三年（1058），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的改革主张，并提出抑兼并、省兵、改革教育等方案，但未被仁宗采纳。宋神宗即位后，于熙宁元年（1068）诏王安石越次入对，二年擢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越年，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变法。这次变法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史称“熙宁变法”。王安石在神宗朝曾两度为相，死后封舒国公，后改封荆国公，谥文。

　　王安石博学多闻，著有《易义》《淮南杂说》《洪范传》《周官新义》《论语解》《孟子解》《字说》《老子注》《楞严经疏解》等。其著作大多散佚，现仅存《临川集》100卷、《周官新义》辑本以及近人容肇祖根据保存在彭耜编《道德真经集注》等书中《老子注》的残篇所辑《老子注》。

　　思想　按王安石的思想创建的学派和学说教称为新学，其哲学基础是“气一元论”，认为“万物一气也”（《周官新义》卷十），“生物者，气也”（《临川集》卷六十五《洪范传》）。自元气到阴阳、冲气，到五行，再由五行构成宇宙万物，是宇宙生成发展的基本程序。宇宙发展过程是自然过程，其动力是事物本身和构成事物的气存在着矛盾对立，即“对”或“耦”，“有之与无，难之与易，高之于下，音之与声，前之与后，是皆不免有所对”（《道德真经集注》卷一）。五行“皆各有耦”，“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洪范传》）（见耦中有耦）。事物发展是以新陈代谢的方式进行的，“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字说》）。王安石这一思想是其政治改革思想的理论基础。

　　王安石认为，天道以元气为本体，是自然过程，天没有意志、情感，“天之为物也，可谓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洪范传》）。灾异或祥瑞是自然界反常现象，天人不相干，不能把天灾归咎于人事。对灾异人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修人事以应之。

　　在强调天人不相干的同时，王安石主张人应当“法天”“顺天而效之”。要想效法天地之道，必须认识它。他认为，人天生具有感知认识天地万物的能力，“可视而知，可听而思，自然之义也”（《临川集》卷五十六《进字说表》）。天地万物之理亦可以为人所认识，“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为者，则岂可以不通其故哉”（《临川集》卷六十六《致一论》）。人的认识则是在后天活动中利用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通过对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等加以观察、思维而取得的。

　　在心性问题上，王安石“以生为性”，“生与性之相因循”（《临川集》卷六十六《礼乐论》），“不养生，不足以尽性也”（同上）。性即是人生命本能。性“不可以善恶言也”（《临川集》卷六十八《原性》），情是性之发用，“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临川集》卷六十七《性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同上）。情动当于理，即是善；不当于理，则为恶。

　　从“性不可以善恶言”的观点出发，王安石认为道德修养是一个自外对人加以塑造的过程。他认为，要想使性所生之情合于理，需要用礼乐对人加以约束、熏陶。礼乐“虽有以强人”（《临川集》卷六十六《礼论》），但由于圣人“体天下之性而为之礼，和天下之性而为之乐”（《礼乐论》），故礼乐对人的约束和熏陶又是顺乎人性的。通过礼乐的约束和熏陶，性发用为情时，就会当于理；而情当于理就是圣贤。

　　王安石以儒家为政之道为主，兼采法家的治民之术，认为“圣人为政之道”是“任德”“任察”“任刑”的结合，统治者对民要“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临川集》卷三十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礼和法是圣人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随着时代发展，“久必弊”，统治者应权时之变，对礼和法加以损益。但礼和法之中所包含的圣人“为天下国家之意”，亦即“圣人之道”，则是永远不变的。

　　王安石继承孔子的富而后教思想，认为只有先解决民众生养的“食”“货”问题，才能导民向善，从而“一道德而同天下之俗”。利与义不是绝对对立的，为天下理财、解决民众生养问题便是义。

　　影响　王安石所建立的荆公新学是北宋重要的儒家学派。王应麟说：“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困学纪闻》）王安石的思想对结束汉儒的章句训诂之学有一定作用。王安石的思想是“熙宁变法”的指导思想，对北宋中后期政治、经济、教育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