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9～1066）　北宋古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世称“三苏”。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早年举进士不第，遂闭门读书，遍通六经、百家之说。仁宗嘉祐元年（1056）携二子入京，以文谒翰林学士欧阳修，受到赞赏，名动京师。嘉祐五年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又任霸州文安县（今河北文安县）主薄。晚年奉诏与姚辟修礼书，纂《太常因革礼》100卷，书成后卒于京师。死后追赠光禄寺丞。文集为《嘉祐集》。苏洵父子之学，人称蜀学。虽属儒学之一支，却与一般儒学有别。朱熹尝云“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重视学史书与《战国策》，考古今，通事变，纵横议论，以求匡济天下，称名于世，这正是苏氏家学、即蜀学的特征。故每与正统儒学相左。如苏洵一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传统观点，认为“利在则义在，利亡则义亡”（《上皇帝书》）。又如，儒家历来视经书为至高无上，苏洵却经、史相提并论：“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史论》）苏洵个人则更多地受到纵横家的影响，注重机权，认为“君子有机以成其善，小人有机以成其恶。有机也，虽恶亦或济；无机也，虽善亦不克”（《衡论》），认为圣人不过善于“审其势而应之以权”（《审势》），六经则是“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无穷也”（《六经论》）。在文艺思想上，苏洵是宋代最早表示“肆其力于文章”，而不再把学文附属于学道的人。《上田枢密书》云：“已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对于文艺创作，他重视淋漓兴会的创作灵感，提出了著名的风水相遭说，认为风水之相遭产生天下之至文：“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仲兄字文甫说》）他的古文创作以议论擅长，博辩宏伟，踔厉奔放。《六国论》《辨奸论》等皆其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