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厚生济世的学说。基本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实行仁政德治，厚生、养民、济世。

　　淑，意为善、好。善，义为慈惠。先秦儒家典籍尚未见“淑世”一词，但善政、厚生济世的观念产生很早，《尚书·大禹谟》即有“惟德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的记载。春秋时期，这类观念已较普遍，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曰：“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又《左传·成公十六年》：“德以施厚……民生厚而德正。”儒家创始人孔子把这种观念总结并升华为仁，孟子、荀子又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实行仁政、王道（见王道霸道）的主张，奠定了儒家厚生淑世学说的基础。

　　先秦时期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基本内容是“爱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以仁为做人和为政的基础，亦是他淑世思想的基本原则。他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同上），强调为政以德，惠民、利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称许子产为惠人，认为“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他主张为人、治学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从而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孟子淑世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学说，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认为平治天下必须施以仁政，“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他认为仁政即为“不忍人之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他强烈抨击当政者只顾自己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行为是“率兽而食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他认为当政者应与民同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同上）。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恒产论”，主张给农民以固定的田产以保持生存。“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同上）孟子为实现仁政理想，孜孜以求，“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其“兼善天下”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对后世的淑世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荀子主张以王道治国，“仁厚兼爱天下”（《荀子·君道》），“泽被生民”（《荀子·臣道》）。认为立君为民，君主的责任就是“平政爱民”，“节用裕民”，养民、富民。“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荀子·王制》）。对有残疾者，也要“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夫是之谓天德，王者之政也”（同上）。而不关心百姓痛痒，一味聚敛百姓则为亡国之政。“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同上）荀子厚生淑世思想有一个突出特点，即重视裁制万物，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发展生产，以养万民。他认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同上）只要为政者采取宽民的赋税政策，百姓即可得其养。

　　汉唐时期　汉代以后，儒家学者的淑世思想，基本上是以先秦儒家的仁政、王道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三代”之治为蓝本，强调重民，实行德治。贾谊鉴于秦亡的教训，认为“民不可不畏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强调民为“万世之本也”（同上）。主张“博爱人”“博利人”（《新书·修政语上》）。董仲舒强调“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与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认为“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反对“驱民而残贼之”（《春秋繁露·竹林》），强调治理人民“务德而不务刑”（《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先富之而后加教”（《春秋繁露·仁义法》）。

　　唐代韩愈建儒家道统说，力排佛、老，强调以先王之道治国、恤民。认为圣人之教，重视相生相养之道，“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先王之教“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则谓义”，“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则无所处而不当”（《韩昌黎集·原道》）。韩愈把理想的先王之道作为淑世的蓝本，认为以此即可政通人和，人安其业，“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同上）。

　　宋元明清时期　宋代，特别是明代以后，儒家的淑世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其根据民生凋敝的状况，提出了种种救民淑世的主张。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主张，提倡“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正蒙·乾称》）。他并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的淑世精神，作为其安身立命的基础。范仲淹继承并升华了孟子“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思想，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作为人生最高追求。

　　明代中期以后，儒家学者关心国计民生，强调实学经世，淑世救民，其代表当推黄宗羲、顾炎武。黄宗羲认为国家的主体是百姓，“以天下（即百姓）为主，君为客”，臣之事君，“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君》）。认为君主与百姓的关系是平等的，“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明夷待访录·原法》）。国家治乱的标准“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顾炎武以“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为怀，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病起与蓟门当事书》）。并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以警世和自励。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

　　历史意义　儒家的淑世学说是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尽管这一学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提出的社会背景和动机，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但这种厚生淑世的思想原则，则永远不会失去意义。孔子的“爱人”说，张载“民吾同胞”的主张，尤其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和人生追求，以及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的国家民族责任心，都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