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名称及其所指客观实在的关系的理论。“名”指名称、概念、范畴；“实”指事实、事物、实在。“名”与“实”这对知识论的范畴，出现于春秋末年。而关于名实之辨，则盛于战国时期，为百家争鸣的主要问题之一。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过去的一套等级名分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名实之间出现极端混乱的现象。这正如荀子指出：“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荀子·正名》）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名实乱”，主要表现为名存实变，或者名存实亡。例如鲁国的季氏名为大夫，实际上却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周天子的名义还在，但天子之实已不复存在等，这就出现了孔子所说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名实混乱情况。出现了理论上的名实之辨。

　　正名　中国古代知识论问题上名实关系的讨论发端于孔子。他针对当时名实相失的情况，明确指出“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认为“名”失实，会造成政令上的差错。因此，为使名实相符，他提出正名，并把它作为“为政”的第一要务。当子路问他：“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当齐景公向他问政时，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都明显地表现出他主张用已经变化了的“实”去迁就和适应那个不变的“名”，即以“名”正“实”，以“实”就“名”。孔子“正名”主张的提出，不是立足于知识论的角度，但究其实质毕竟包括有知识论的意义在内。

　　制名以指实　荀子集先秦诸子名实论之大成，明确提出制名以指实，“名闻而实喻”（《荀子·正名》）的思想。为正确说明名实关系，荀子首先批评了名家、墨家在名实问题上出现的某些错误，即“三惑”：①“惑于用名以乱名”。如宋钘所谓的“见侮不辱”，后期墨家主张的“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等都属于这种错误。这种错误的实质是把指谓同一“实”的两个“名”（如侮、辱）看成是两个毫无关系的概念，或者割裂两个有从属关系的概念（如盗从属于人）之间的联系。②“惑于用实以乱名”。如惠施所谓的“山渊平”，墨家所谓的“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等。这种错误的实质是以个别的“实”去否定作为普通现象反映的“名”。③“惑于用名以乱实”。如所谓的“白马非马”等。这种错误的实质是用兼名否定“实”的单独存在。在此基础上，荀子提出“所缘以同异”，“约定俗成”的名实观。他说：“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同上）在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基础上，再加以心之“征知”，便可以分辨出事物的同异。根据事物的同异，“然后随而命之”。因此，在名实关系问题上，荀子不仅强调“名闻而实喻”，还要做到“名定而实辨”，从而提出一套制定名的要领和方法，谓之曰“制名枢要”：①“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名是反映实的，因此制定名必须依据实。客观事物有同有异，人们认识了事物的同和异，就要根据事物的同异“分别制名以指实”。相同的事物，其名也同；不同的事物，其名也异，做到“同实者莫不同名”，“异实者莫不异名”。②“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是单名，兼是兼名，如牛、牛马。单名通常是普通概念，兼名则是集合概念。某些事物如果用单名能表达明白就用单名；如果用单名不足以表达明白就用兼名。③“遍举”用“共名”，“偏举”用“别名”。荀子曾把名分为共名和别名。共名是反映一类事物全部的概念，别名是反映一类中部分事物的概念。荀子指出，如果要遍举一整类事物如所有的马，就一定用“马”这个共名；要偏举马中的一部分，比如只举白色的马，就要用“白马”这个别名。④“约定俗成”和“经易不拂”。荀子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一个名并非在它一产生出来就是有意义的、合宜的。只有在人们交往的过程中，约定俗成了的名，才能有确定的意义，才是合宜的，因此才能称为实名和宜名。荀子又指出，一个好的名应该具备好说、易懂，不会发生歧义，不被人误解等条件，也就是“经易而不拂”。具备了这些条件的名就是善名。⑤“稽实定数”。荀子说：“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同状而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荀子·正名》）“稽实定数”是制定数量之名的要领。荀子认为，要从空间（即“所”）和时间（即“化”）和事物的性质、现象（状）等各方面去分析事物实体数量。因为，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有“同状而异所者”，例如两头牛，形状相同而立于不同的地方；有“异状而同所者”，如一个人从幼年到老年，体貌发生很大变化，却占有同一个空间。“同状而异所者”虽可共用一名，却应“谓之二实”（如两头牛）；“异状而同所者”，虽有变化却在空间上无别，故仍应“谓之一实”（如一个人）。荀子不仅系统地总结了名实关系上制名的要领和方法，而且强调名称、概念要适应变化的实际，提出“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同上）的思想。这就比较客观而全面地总结了先秦时期有关名实问题的争论，并且系统地建立了儒家的名实思想。

　　深察名号　秦汉以降，中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名实相失、名实悖谬不再是普遍的严重的社会现象。因此，在秦汉以后，一些儒学思想家虽也曾谈及名实关系问题，且不乏深刻见解，但从总的发展趋势上看，这一讨论渐趋冷落。不过先秦名实之辨的余音还留存很久。西汉时期董仲舒的“深察名号”，汉末和魏晋的“综核名实”，都可以看做先秦时期名实之辨的反响。

　　董仲舒认为：“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董仲舒看来，“深察名号”是治天下的根本。而“名号”则是“天意”的体现。“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名则圣人所发天意”（同上）。“名号”既来自“天意”，它也就是人们认识和行为的准绳。在此基础上，董仲舒也认为名实必须统一：“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也。”（同上）但是，从名实关系上讲，董仲舒完全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同上），把名号作为了第一性的东西。

　　综核名实　汉末和魏晋时，在选贤任能上曾把操行和才能作为衡量、评价人物的标准。但是，由于选举往往操于豪权之手，其结果却出现了王符所指出的“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潜夫论·考绩》）的情况。对这种“名不准实，贾不本物”（《抱朴子·名实》）的名实不符、相乖的情况，当时的许多思想家都是极不满意，要求从名实是否一致方面来评价、衡量人的价值，从而提出“综核名实”的主张。王符曾指出，“综核名实”是太平之基。他说：“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潜夫论·考绩》）其中所说的“典”有主管的意思，而“号”则是指职位。这是说职位必须与其主管的事相称，名称则应在实际上有它相应的效果。徐幹针对“惑世盗名”的“大乱之道”，强调指出：“贵名乃所以贵实也。”他说：“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中论·考伪》）刘廙在《政论》一文中，也主张实与名必须相应，名和实必须相当。他说：“名不正则其事错矣。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徐幹和刘虞在名实问题上虽然从孔子的正名论出发，但却是与孔子的原意相反，不是以“名”为第一位的，而是以“实”为第一位的。这就坚持了从“名”从“实”的观点出发，批判了政治人事上名实不符的情况。但是，从总体上看，董仲舒的“深察名号”，汉末魏晋的“综核名实”，主要是讲名号与行为的关系，属于对人的操行和才能的道德评价问题，已不再是先秦时期名实之辨中讨论的概念与对象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