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称“格物致知论”。儒家认识论学说。《礼记·大学》中曾参述孔子讲诚意、正心、修身等道德修养205字，其中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其传10章对此两句未予解释。北宋程颐始将其作为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对待。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给出一个长达134字的补传，为尔后历代学者广泛讨论。它主要论说道德修养的认识论方法，于探求自然之理也有启示，中国传统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均受其影响。

　　朱熹的补传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

　　朱熹的格致论源于程颐。程颐对于《大学》“格物致知”已给出穷究事物之理，以达豁然贯通，体认天理的诠释。朱熹作为二程的四传弟子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这里给出了系统的论述。这一论述包括了对认识的对象、内容和方法的规定。如果我们考虑到朱熹伦理体系的背景，结合其《朱子语类》中有关论述考察，不难理解他的上述论述。他在这里是暂时抛开由知进德的总进程，专讲如何进到“知”，所论皆在认知范围内。而这种认知过程他概括为“即物穷其理也”。他以“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为前提论证其可能性。这种论证的过程实际上也表达了他对认识对象、内容和方法的意见。

　　关于认识对象，应包括天下一切之物。它包括自然之物和人伦之事，既有物质对象又含精神现象。所谓“一草一木皆有理”，无非强调格物范围无所不包。

　　关于认识内容，涉及“理”的含义，而朱熹的补传对此未做任何说明。朱熹的“天人合一”和“心理合一”的理论体系要求认知为“合内外”，德知统一，或者说“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因此，无论从其对认知对象的规定还是依其理论要求来说，即物穷理之“理”都要包含人伦之理和自然之理。在他看来道德伦理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之理，而自然万物之理是“物我一体”的仁爱之心的推广。

　　关于认识方法，其核心在如何“致吾之知”。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对朱熹关于“知”的性质的了解。朱熹认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人心潜在地具有万物之理，致知是致本心之知。他把人心之知比喻为一面镜子之通明，被昏翳了而须旋磨使之复明。格物犹如旋磨昏镜之功夫，属外求的格物旋磨。他又认为“人欲”之害也造成心镜昏翳，所以内求的“克人欲”也是致知的旋磨功夫。无论是外求格物还是内求克欲，“用力之久”才会达到“豁然贯通”。用现代的话说，经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直觉将导致原理的发现。这种“贯通”并非要尽格一切事物，而是要在其所格之事物上穷尽其理，悟出共有之理而类推其他。因此对所格之各别事物，必须“内外、本末、隐显、精粗一一周遍”，穷理尽性。

　　朱熹后学有关格致论的诸多论述，可以概括为三条进路：一条是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则进路，把朱熹的内求旋磨推向极端；另一条是以罗钦顺为代表的物则进路，把朱熹的外求旋磨推向极端；再一条是以方以智为代表的折衷进路，主张“物则”和“心则”并用而不偏颇，此实为朱熹进路的发展完善。

　　王守仁早年研习朱子学。由于把朱子格致论误解为面物冥思苦想，在其父官邸与友钱某庭前“格竹”失败。贬谪贵州后，经“龙场大悟”而转进、修正朱子格致论为向内求诸于心。既然“一心具万理”，而且致知“须先克人欲”，何不直接了当“正心”，免去“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支离、烦琐。这样，王守仁就把格致论推向荒谬，提出格物正心说：“格物乃正意之不正以归于正，故致知必在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为善之谓也。”教人在意念发动处下功夫。王守仁的同代人黄绾把“致知”放在“格物”之前，认为致知是格物的功夫而格物是致知的功效。虽然此论意在伦理，但这种“工夫在内不在外”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属于王阳明的心则进路。杨慎攻“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以“格其物欲之诱”代之，弃道问学于不顾，在认识论上终归是心则进路。陈确要求“格至”之前须先“立志”的格致论，也属于心则进路。

　　格致论的物则进路，是由罗钦顺开辟的。他批评王守仁的格物正心说，说他把“格物”与“致知”的次序弄颠倒了。他认为，按照王守仁的意思，“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当云致知而后物格，不当云物格而后致知矣”。他指责王守仁的“正其不正归于正”，在认识论上是“局于内而遗其外”。他还从逻辑上揭露“正心”说的内在矛盾，指出以未正之心去正不正之心不能达到目的。高攀龙在批评顾宪成将“一草一木之理”排斥在格物对象之外时，阐述了他的格致论的物则进路。他虽主格物求至善，但他认为“天下之理，无内外，无巨细”，“一草一木”和“鸢飞鱼跃”皆有理，不可不格。这种“不遗外”的格致说，在认识论上偏于物则进路。颜元解格物致知，训“格”为“手格之格，亲身其事”，强调行先于知。他著《四书正误》六卷订正是非。其中《大学》六卷批驳程、朱、陆、王的格致观，认为“致知”不能光靠“读书、讲问、思辨”。他释“格”为“行”，释“物”为《周礼》所指的“乡三物”，即“六德”，“六行”和“六艺”三物。这种行先知后的认识论属于外求的物则进路。

　　方以智对格致论别有新路。他的格致论是重智论，但他不偏执心则或物则，取折衷进路。他认为“格物之则，即天之则，即心之则。岂患执有则谬，执无则荒哉！若空穷其心，则倏忽如幻”。这表明方以智的格致说，既“就物格物”又“以心格物”，“求多理于外物”与“求一理于内心”，使之成为一辆双轮车。方以智的格致说实质上是对朱熹格致说的正确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