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思与学的结合，是求知的基本途径和方法的理论。儒学认识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首先提出思学范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孔子所讲的学，包括的范围很广泛。如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又如“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等，指来自见闻的感性知识；也包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寻师访友活动；但更多的是指对书本知识的学习，如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则是指从古代文献中学到知识。孔子所说的思，是指对所学到的知识加以思考，是一种理性活动。孔子认为，学是思的基础和前提。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故而又说：“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很重视学习，认为学习是人生的乐趣所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论语·学而》），要“学而不厌”，“乐以忘忧”（《论语·述而》）。但孔子又认为，仅仅从书本上和见闻中得到知识是很不够的。《论语》记载孔子曾问子贡：“［$$w］0072001 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回答：“然，非与？”孔子说：“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有一个比“多学而识之”更高一层的知识，即“一以贯之”的“一”，是从多学、多闻中得不到的，必须依靠“思”。孔子提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思明、思聪、思温，思恭，是讲耳目之知与思的关系，而思忠、思敬、思问、思难、思义，则具有理性认识的意义。孔子把这种思学结合以求知的方法，运用到教学活动中，便是启发式。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孔子提出的思学结合以求知的理论，奠定了儒家思学论的格局，此后的儒学大都是沿着孔子的这一思维框架，加以补充、丰富和发展的。孟子既强调博学，如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又重视思的作用，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荀子强调思要以学为基础，他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他把《劝学》作为《荀子》一书的首篇，指出“学不可以已”，“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荀子·劝学》）。荀子同时也强调思的作用，认为“博学而无方”，“君子不与”（《荀子·大略》），主张：“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他又说：“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荀子·解蔽》）《中庸》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则把孔子思学结合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和规范化。

　　两汉至宋明之间，论述过思学关系的思想家不是很多。王充反对生而知之的理论，主要强调学的重要。他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不学不成，不问不知。”认为学习可以使人“知一通二，达左见右”。所谓圣人，也是通过学习达到的：“所谓圣者，须学以圣。”（《论衡·实知》）王充更提出了人有知识就有力量的思想：“人有知学，则有力焉。”（《论衡·效力》）但从理论上论述思学关系较少。扬雄则把学、思都作为求知的重要途径：“学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誉以崇之，不倦以终之，可谓好学也已矣。”（《法言》卷－《学行》）

　　宋明时期，随着儒学的复兴和道学的兴起，认识论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思学关系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宋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其所著《通书》中，为“思”专列一章：《思第九章》。他说：“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周敦颐认为，思是达到通微、知几的途径，知几才能明智，明智才能成为无所不通的圣人，所以思是由常人成为圣人的基本功夫。张载强调读书，认为“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但更多的是强调思考、怀疑、批判和创造精神。他说：“书须成诵精思。”“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张载集·义理》）只有经过思虑才能有疑，“无则只是未尝思虑来也”（《张载集·气质》）。有疑才能有所创造，“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张载集·学大原下》）。主张“学贵心悟，守旧无功”（《张载集·义理》）。程颢、程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以思学的结合，作为求知的方法。程颐说：“学而不思则无得，故罔；思而不学则不进，故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者废其一，非学也。”（《二程集·外书》卷六）在思学的关系上，同张载一样，更看重学习过程中的思考、怀疑和自得精神。二程说：“学者要先会疑。”（《二程集·外书》卷十一）“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漠然未尝思，自以为得之者，未之有也。”（《二程集·粹言》卷一）“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故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思所以睿，睿所以圣也。”（《二程集·遗书》卷二十五）朱熹继承了张载与二程的思想，强调思与学的结合。他说：“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臲卼不安。……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又说：“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叶适在谈到思学关系时说：“‘学而不思，思而不学’，孔子之时，其言必有所指。由后世言之，其祖习训故，浅陋相承者，不思之类也。其穿穴性命，空虚自喜者，不学之类也。士不越此二涂也。”（《习学记言序目》）叶适并以“思学兼进者为圣”。明代王廷相认为，博文强记、审问明辨和精思研究三者是致知之道：“君子之学，博文强记，以为资藉也；审问明辨，以求会同也；精思研究，以致自得也。三者尽，而致知之道得矣。”王廷相在三者中，也是更看重于精思自得。他说：“广识未必皆当，而思之自得者真。”“自得之学可以终身用之。记闻而有得者，衰则忘之矣，不出于心悟故也。故君子之学贵于深造实养以致其自得焉。”“事理之有未知者，心未致思而度之也。故知之精由于思，行之察亦由于思。”（《慎言》卷六《潜心篇》）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思学范畴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丰富和发展了儒学的思学论。王夫之说：“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四书训义》卷六）认为学与思是人们求知的基本途径。王夫之认为，学不仅限于读书。“学是格物、致知事。”（《读四书大全说·论语·述而》）“博学、审问、笃行属学。”“学之必兼笃行……必以践履为主，不徒讲习讨论而可云学也”（《读四书大全说·论语·为政》），纠正了以读书为学的主要内容的偏颇。王夫之认为，思是“人心之良能”，思的作用在于探求事物之理。他说：“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隐。”（《尚书引义·说命中二》）认为通过思认识理，要分两步走，“思中有二段工夫，缺一不成”（《读四书大全说·论语·为政》）。第一是明辨，“明辨者，思其当然”；第二是慎思，“慎思者，思其所以然”。王夫之认为，学与思“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四书训义》卷六），主张学思并进而有功。王夫之对儒学的思学论做了总结，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