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都在不断地生成、发展、创新的学说。变化、日新语出《易传·系辞上》，在说“易”的特征时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一阖一辟谓之变。”“化而裁之谓之变。”变化指事物的产生、发展。说“易”的效用时说：“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荀子后学又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日新指事物产生发展天天更新，从不停息。将变化与日新合为一个范畴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说：“阴阳一太极之实体，唯其富有充满于虚空，故变化日新。”

　　起源和演变　变化日新说中变化发展的辩证思想最早见于《易经》。《易经》的产生说明当时人们对变化的环境深有感受，力求在多变的环境中把握人生而产生用卜筮对行为预测的需求；生生之谓易，“易”的名称已反映当时人们的变化观。《易·乾·爻》以龙为喻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龙由“潜”到“见”，再由“跃”到“飞”。西周末年的社会动荡，使人们认识到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社会地位的转换。“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小雅》）。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统已成为人们较为普及的观念。《系辞》对《易》的变化思想阐释，提出了变化、日新的辩证发展观。不论《系辞》是否为孔子所作，《系辞》中的变化日新说的发展观在孔子思想中是存在的。孔子论社会规范就是运用了辩证发展的方法论，认为礼是沿革、损益的变化发展过程。殷代的社会规范是对夏代的沿革、损益；周代又是对殷代的沿革、损益；以后无论哪个时代的社会规范都只能是对前代的沿革、损益；礼作为社会规范是处于变化日新之中的。孔子特别强调通过学习改造自我的品德，要求做到温故知新，举一反三，并且学要永无止境；这样学习就可促成自我品德的变化日新。孔子以自己为例，说明经过学习，终于达到“知天命”，“从心所欲不逾距”的理想境界，这是其变化日新思想的反映。

　　北宋理学家及其前驱对《易经》《易传》中变化日新的思想曾相继进行阐发。周敦颐在建构宇宙模式时就借助了变化日新的思想方法。《太极图说》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描述万物生成过程；关于人类社会，也重在以仁义之道化万民，这种不见其迹的“大化”就是“神”。二程用理的变化来表述变化日新说，认为“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往来屈伸，只是理也”；理自然包含着生生不息，他们用阴阳相对说明生生不息，说有阴便有阳，有阳便有阴，有一便有二，有了一二便有三，如此以往便生化无穷。由于将变化日新思想置于理之内，理是天下唯一的，因此他们又提出“变者，复之初，复于故，则一于理（《经说》八）。这样，变化日新说为常理不易论所改造，成为只有量变的循环论。

　　张载将变化赋予气，气化才有道，气的氤氲相荡、屈伸构成了变化运动的过程。变化是无穷的，天道不穷，表现为寒暑更替；众事物的变化，表现为屈伸更迭。变化本身有两个阶段：变是突变，化是渐变。“变言其著，化言其渐”（《易说·乾》）。变与化又可以互相转化，突变由渐变而来，如雷霆是由渐积而成；渐变到一定程度就造成突变，就是“化而裁之”。这种变化观提供人们一种方法论，可以预见事物变化的结果。张载强调“穷神知化，与天为一”，就能够达到“盛德”，也就是变化日新。这种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变化的循环论。对变化日新说进行较完备的阐发者是王夫之。他将理与气结合，以为理是气之理，气是变化日新的，理当然也是变化日新。“荣枯代谢而弥见其新”（《张子正蒙注·大易》）。“推移吐纳，妙于不静”（《老子衍》）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他将事物的变化分为两种类型，即“内成”和“外生”。“内成”是事物内部质的微小变化而外形仍一如既往，就是事物的量变；“外生”是事物内部质的微小变化逐渐累积，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事物便散灭，不再有原来的形体而生化为别一事物，这就是事物的质变。这种内成外生过程的永不停息，就使新的事物不断诞生、层出不穷。人类社会历史沿革、君子道德人格修养都不外于变化日新的法则。遵循变化日新的法则，就不会固守旧事物成为殉葬品，而能够坚持自我更新，去争取“明日之吾”的来临。

　　内涵　变化日新说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作为天地万物发生发展的辩证规律，这是最普遍意义上的；作为人本身道德完善的辩证规律，主要表现在有道德的人的成长过程中；作为个人选择、指导自我行为的原则，主要表现在个人行为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中。

　　天地万物的发展规律　儒家释“易”，以为是天地万物变化之道，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变易、变化。这种变化是阴阳两方面的对立统一，阴阳互生，没有止息。这种无穷无尽的变化就是日新，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化日新包括着天下所有事物的道理。就自然界来说，“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王夫之：《恩问录·外篇》）。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物，也是不断变化日新，“爪发之日生而旧者消也”，是人所共知；而“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虽难以从外形辨知，实际上是人人不能免的事实。生命运动包括着胚胎、流荡、灌注、衰减、散灭5个阶段。前3个阶段属生长时期，变化日新是自然的；后2个阶段属于生命的衰亡时期，就在这衰亡过程中同时又孕育着新生命产生的契机，即此生命体的散灭可化为彼一生命体。“衰减之穷，予而不茹，则推故而别致其新也。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二）。这种推故致新就保证自然界万物氤氲化生、日新不已、繁然皆备。自然界变化日新，人类社会也是这样。中国儒家认为人类是天地的子孙。《序卦》说人类社会形成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人类社会本于自然，变化日新同样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王夫之在分析人类发展是由野蛮到文明的进步时认为，野蛮时期，人只是“植立之兽”，社会政治结构是“国小而君多”，“暴君横取，无异于今川、广之土司，吸龁其部民，使鹄面鸠形，衣百结而食草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经过由质到文、由分到合的发展，“世益降、物益备”（《读通鉴论》卷十九），形成“合一之势”，建立了“财足自亿，兵足自强，智足自名”的统一国家。

　　道德完善的辩证规律　人的德性是变化日新的。儒家虽认为人性本善，却主张人必须扩充四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扩充善端就是人的德性的发展完善。因此，德性是变化日新的。他们举周公辅佐周成王的例子说：“周公之辅成王也，幼而习之，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故习与性长，化与心成。”（《二程集·粹言二》）认为“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肯定人的德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屡移而异、日生不滞、新故相推。并从两方面来说明德性变化日新的道理：其一，性之理也就是气之理，气是在不停地运转变化，性当然也变化日新；其二，性是人之性，人道的特征之一是习行；德性成长也是“习与性成”的过程。“德者，行焉而有得于心之谓也。则凡行而有得者，皆可谓德矣。”（《读四书大全说》卷一）人的德性是通过不断的习行，继善成性，新故相推，变化日新而达到至善。

　　指导个人行为的方法论　变化日新说作为个人行为的指导特别是作为自我修身的原则受到儒家的极大重视。他们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象》），天地具有变化日新，永不停息的特性，君子仿效天地之德才能存神过化，“大德敦化，然后仁智一而圣人之事备”（张载：《正蒙·神化》）。这种敦化就是将实现天理与自我统一起来，达到修身的效果。修身还要靠学，不断地学能够使自我不断进步，学的目的也在于日新。“君子之学必日新”，“学者求有益，须是日新”（《二程集·伊川先生语》）。日新在修身上不仅指日进，而且指除去“旧染之污”。变化日新说作为指导个人行为的方法论重在变化，日新是结果，是变化的结果。变化的关键是顺时而变，个人行为的选择必须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一致，要应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决定行动，即是要“趣时”，“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彖》）顺时变化还要善于把握、选择时机，不徒凭侥幸心理去行险，而要安其身而后再行动；不能自己心神不定而去同别人交谈，而要平心静气了再说话；不要向没有交情的人求助，要向有友谊的人寻求帮助才能如愿。这三方面的机会把握对于君子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勤修不殆。《系辞》中还重视事物变化的萌芽状态，强调君子要“知微”，要“见几而作”。这也是把握时机的重要方面。

　　地位和影响　变化日新说在儒学思想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儒学思想家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秦汉以后，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实现，封建统治者需要自己的江山永保，并不喜欢变化日新的思想。在社会需要变革的时期，政治改革者总以变化日新说作为理论武器。如北宋王安石以五行的生、克、变、化来为变法运动做根据，认为天道尚变，新故相除，人应施之所宜、趣时应变。康有为也主张变化是天道，天有昼夜寒暑，因善变而能久；地有沧海桑田，因善变而能久；人自幼及老，也无刻不变。因此要“用其新，去其陈”（《日本书目志序》），物新必壮、旧必老，新必鲜、旧必腐，新必活、旧必板，新则通、旧则滞。变法用其新，必强；守旧固其陈，必亡。谭嗣同认为变化日新是普遍规律，日新是至善，不日新是至恶。由于中国历史上变法都以失败告终，变化日新说在社会生活中未能普遍发生作用，实现其社会价值；但它的辩证法思想仍是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值得现代人们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