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宗教是在历史上不受官方承认而往往遭到明令禁止，却被广大人民信仰的宗教教派的统称。因其活动方式处于秘密状态，故亦名民间秘密宗教。由于民间宗教迷信鬼神，信奉的神祗十分淆杂，宗教活动又男女混杂，夜聚晓散，所以受到视纲常为天理，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的诋斥和反对。在历史上，儒学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比较特殊。儒学家们大都站在维护封建秩序的正统立场上，对民间宗教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当农民造反起义利用民间宗教的时候，更对之大张挞伐，斥之为“妖魔”“邪教”。但是，到了明清时代，儒学中的阳明心学左派，却出现了从儒学团社的宗教化，最后走向民间宗教的现象，证明儒学与民间宗教之间也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民间宗教教派对于儒学的态度，大多采取尊重、吸收，甚至奉孔夫子为神祗的立场。这也反映出民间宗教体现广大下层民众的信仰特点。

　　民间宗教信仰及发展史 民间宗教如果从东汉末叶的太平道算起，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间民间教派蜂起林立，如五斗米道、大乘教、弥勒教、明教、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斋教、八卦教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究其教义思想，都与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民间信仰状况密切相连。早期道教信仰盛行，民间宗教即为民间道教。待佛教传人中土并广泛传播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宗教又多以佛教异端面目出现。唐宋以往，除了佛道异端之外，又增加了摩尼教转化的民间教派明教，亦称“吃菜事魔”。元代至明初，从佛教净土宗演化而来，又兼采明教的某些教义思想的白莲教广为流行。明中叶，宗教家罗梦鸿创立罗教，从此掀开民间宗教发展史的新篇章。在社会底层，众多的教派纷纷兴起，对明清时代的整个历史发生重大影响。这期间的民间宗教教派编撰了阐明其教义的大量经典，即所谓的“宝卷”。它创造出一位最高女神——“无生老母”，倡导三教合一，鼓吹三阳劫变，入教免劫，自我救赎等观念，并为受苦受难的劳动大众展示了一条通向理想天堂——“真空家乡”之路。民间宗教的经典(宝卷)语言通俗易懂，宗教仪式简单易行，入教家居，不禁结婚生子，不辍本业，具有很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虽然被统治者视为异端，高雅之士斥之为鄙俗不堪，但却能满足整日忙于生计而又无较高文化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信仰需要。所以，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对其趋之若鹜，虔信不移，乃至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在明清两代，佛教和道教走向衰落，而在社会底层潜行默运的民间宗教教派则成了填补民众信仰空档的替代物，受到广泛信奉，其人数往往超过正统宗教。以至使民间宗教运动突出出来，成为明清时代社会史中的重大问题之一。

　　纲常伦理与民间宗教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民间宗教教派成百上千，也曾掀起过巨大的社会运动。但是，它们的教义思想，却不可能脱离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传统观念。而且，从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思想就变成了统治思想，并逐渐使这种统治思想深入到民众生活中去，纲常伦理演变成人们的行动准则。因此，不管民间宗教教派的思想外壳是取自道教，或取自佛教，或取自摩尼教，都必须向传统观念，特别是纲常伦理趋近。古代民间道教且不论，就以佛教异端面目出现的弥勒教和白莲教而言，虽都崇奉未来佛弥勒和观世音菩萨，有一套宗教仪式和戒律，但都不得不一改正统佛教出家落发绝嗣的戒规，允许家居火宅，孝养父母，婚娶延嗣，以与儒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相符。在罗教的经典——《五部六册》宝卷中，除引证佛道经典外，还引用了《大学》《中庸》和《太极图说》等儒家经典，认为大道唯一，三教同源，同时奉三教祖师释迦、老子、孔子为神明。不仅如此，在《五部六册》中，还一再宣扬对皇帝要忠心感恩，因为，“不是唐王牒文去，谁敢西天去取经。……国王大臣护佛法，成佛功德永无穷”。且举出二十四孝和历代忠君节烈之士为典型楷模，将宗教信仰与忠孝节义这类儒学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最后形成罗教的“十报恩”。罗教的十报恩，即报天、地、皇帝、父、母和明师等载覆、护教、生育、教养、传道的恩情。罗教以后兴起的众多民间宗教，儒化的倾向更为明显，有的教派甚至就叫儒门教。还有的教派，本身就是从阳明心学走向宗教，从学术团社演化为宗教教团。如明末福建林兆恩所创立的三一教，清代四川刘沅所创立的刘门和江苏、山东地区的黄崖教等即是。这些教门，实质上是从儒学出发，吸收道家的内丹修持方法和佛教禅宗“明心见性”的顿悟说，进而走向宗教。这些教派将儒学的纲常伦理作为教义的核心，形成儒、佛、道三结合的新教门，以至在近现代还广有影响。

　　谶纬与民间宗教 儒学对民间宗教的影响，除纲常名教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谶纬(见谶纬之学)。西汉董仲舒对儒学进行再解释的时候，附会穿凿，倡微言大义，提出天人感应说，开谶纬之先河。章炳麟曾说：“伏生开源，仲舒衍其流。……谶纬烽起，怪说布彰，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则仲舒为之前导也。”两汉时代，谶纬盛行，以天示征兆，应谶为辞，设事改元，纂权谋国，屡有发生。东汉末，太平道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号召起义，即效此而做。后经南北朝，此风稍敛，至隋时，皇帝下令禁止，并焚毁纬书。从此，谶纬在儒学中基本绝迹。但是，在民间宗教中，谶纬箴言，却被视为“法宝”，愈演愈烈。特别是当民间教派将谶语与佛道中的劫变观结合在一起之后，则更增强了它的影响力。

　　如北魏延昌五年(516)，佛教异端大乘教起事造反对，制造的谶语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并以此相号召。唐开元年间(713)，王怀古起事，造谶曰：“李家欲末，刘家欲兴。今冬当有黑雪下贝州，合出银城。”隋开皇初，太原童谣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此谣口口相传，竟被视为谶，隋唐时不少以民间宗教号召的起义，教众多着白衣，首领则称“白衣天子”，以应此谶。

　　元末白莲教，则造谶曰：“石人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倡言：“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以此相号召，掀起规模宏大的红巾军大起义，最后，推翻了元朝统治。造谶之风，在民间宗教运动中，盛行不衰，直到明清时代。“卯金刀(刘)出世”，“十八子(李)当主神器”，“牛八(朱)当王”等谶语，在民间教派中，变化花样，不断出现。至明代后期，民间教派中又醒酿创造出三阳劫变观，即过去青阳；现在红阳，释迦文佛掌权；未来白阳，弥勒佛掌教。而红阳末劫是人类最大劫灾，渡过末劫，就到了无限美好的白阳时期。这一劫变观，与天灾人祸等征兆相配合，往往能制造出世界末日来临的恐怖气象，为人教免劫开路或为策动造反起事做准备。

　　民间宗教教派之所以紧紧抓住谶语箴言和劫变观，是因为这正是它赖以生存或能够发动起义的神圣保障。中国历代皇帝，都依靠君权神授这一儒学正统思想来维护其无上权威。正统佛教和道教，也受到皇权的支持和庇护，并有佛祖、道祖等神明为其安身立命。因此，若要使对天命皇权充满信仰的普通民众虔诚地信奉民间教派，就必须动摇旧神权，制造神移新主，末劫在即的新信仰。这就是谶语(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类)和劫变观被民间宗教视若珍宝的根本原因。从这一角度看，这也是民间宗教对正统儒学思想的一种回应，只不过是循着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向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