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统称。公元1世纪起源于巴勒斯坦，后逐渐流传于罗马帝国全境。信仰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认为人类从始祖就犯了罪，并在罪中受苦，只有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督才能获救。以《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为圣经。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利派曾于唐朝时传人中国，称为“景教”。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与儒学既有互相对抗、互相排斥的现象，也有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现象。

　　基督教始传中土 据考，景教于唐贞观九年(635)由教士阿罗本自波斯至中国传教，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并命其在长安造寺、译经、传教。后受到历代皇帝的优渥。至会昌五年(845)，武宗灭佛时，一并遭禁。在长达200多年的历史中，景教曾得到一定发展，至有“道流十道”“寺满百城”“翻经书殿”“留经廿七部”之说。但是，景教虽受到皇帝的优容，但其实际影响却很小，似无关大局，当时尚未引起儒家的足够重视。

　　然而，景教虽因会昌法难在中原大地遭到禁断，而在塞外西域等地区却能继续流传。到了元朝时，信奉景教(即聂斯脱利派)的教徒又随蒙军而传人中土，几乎遍于全国各州县，称“也里可温”。而且续有从罗马天主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节和教徒亦一概被称“也里可温”。当时，也里可温受到元统治者的尊崇，有的甚至身居高位，有的深谙文章书画，侪身士林。因此，不能说对社会毫无影响。但因元代历时不久，元史又未专列也里可温传，所以，儒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似无从考证。

　　融合与斗争 明朝至清前期，基督教第三期传人中国，其影响始大。其中尤以明末入华传教的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活动最为有名。以利玛窦为首的教士们传教之所以成功，原因是他们能人乡随俗，穿华服、讲汉语、习儒学，与上层名儒学士结交，并且注意介绍西学，翻译儒经，促进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还与儒士一起排斥佛教，这样就架设起由此及彼的桥梁。经过利氏30年的努力和朝野信奉者的襄助，确实有不少中国人转而信奉了天主教，其中也不乏社会上层的名人学者，如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进士杨廷筠等。至利玛窦去世时(1610)，已有2500人人教，到明亡前夕，教徒更发展到38000人之数。随着信徒的增加，教堂的设立，教义经典的传布，基督教影响的扩大，自然引起了儒学与基督教的矛盾与冲突。面对这场中西学之争，儒学内部发生分裂，一派(如徐光启等人)取开放态度，认为教士都是博学有道之人，对其科学道理，“何嫌并蓄兼收”，主张用西学以补中学之不足。即使对基督教，也认为“必可以补儒易佛”，有益于国家。身居高位的叶向高在《赠泰西诸子诗》中也说：“著书多格言，结交多贤士，我亦与之游，冷然得深旨。”另一派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人(以礼部侍郎沈榷为首)，则著书立说，对西学基督教采取坚决对抗和批判的态度。指斥教士“到一国必坏一国”，抨击教士们宣扬的“神权至上”论，是破坏儒家君权独尊的法则，“谋为不轨，破坏伦常”。而对基督教反对崇拜上帝以外的偶象，声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则斥之为违背“忠君”“孝道”，破环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

　　正统派不仅在文字上批驳声讨，还在万历四十年(1616)促成“南京教案”，迫令西方教士回归本国，基督教的活动受到打击和限制。直到崇祯年间，皇帝改变了这一严厉政策，对西方传教活动采取宽容态度以后，耶稣会教士们才又恢复了传教活动。

　　清朝建立之后，最初的几位皇帝都对西方传教士继续采取较为优容的态度，而且照旧聘请外籍教士(如汤若望等)主持钦天监，参与修造历法工作。直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发生了“礼仪之争”以后，传教士的恬动才受到限制，西方传教活动趋于低潮。

　　然而，自明万历至清乾隆这200年问，耶稣会教士在传教之外，还为了沟通中西文化，撰译了上百种书籍，从宗教常识到自然科学，无所不包。来华传教士也日渐增多，仅有据可考者，即达500人之多。因此，他们的活动和著作，必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且不谈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的促进作用，仅就儒学与基督教的关系而言，也呈现出值得注意的新变化。在明末，除了保守派对基督教和西学持一概坚决摒弃的态度外，不少儒学知识分子，开始对西学和基督教，采取较为清醒和理智的态度，即吸收对我有用的东西，摒弃对我有害的东西，反对一概包容和一概固拒的绝对化做法。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的后代方以智。

　　方以智反对传教士的“静天”(神灵居住处)与上帝之说。他指出：“所谓‘静天’，以定算为名。所谓‘大造之主’，则穆不己之天乎!彼详于质测，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在他看来，所谓“大造之主”，就是不断运行的自然界，而不是什么造物主。而对传教士引述古书的“昊天”“上帝”等一些词句，附会基督教的天主，方以智更斥其非是。他认为古圣贤所说的“天”“上帝”，根本不是什么全能的造物主，只不过是为了“警于责己，仰思咎谢，俯答明遣”的一种概念而已。方以智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是以清醒儒学出发的理性批判，不是一概排斥。对于传教士们传播的西方自然科学，即西方的“质测”之学。则采取分析态度，吸收其符合科学的部分，同时也指出其不够精确的缺陷。较之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对西方自然科学尽取兼容的态度要更高明一些。可惜的是，明末社会的腐败和动乱以及随之而来的明清鼎革时期的巨变，使得这种清醒理智的思想未能得到发挥，就被窒息下去了。

　　近代儒学与基督教 基督教第四期传人中国，则是从鸦片战争前开始的。事实上，从康熙四十五年清皇帝与罗马教廷因礼仪之争发生冲突以后，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屡次受到打击，活动范围大大缩小。直到基督教新教于嘉庆十九年(1814)传人中国，才又出现了某种转机。自新教教士R．马礼逊人华后，英、美、俄、德、法等国在原有基础上，又一次大股派遣传教士陆续来华。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各国传教士已在广州、宁波、上海、武汉、烟台乃至北京等地，有了立足点。中英鸦片战争，中国遭到失败，签订了《南京条约》以及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各国教会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以五大通商口岸和原有传教据点为基地，长驱直入，深入内地，传教士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信教人数也迅速增加，到1900年，仅天主教徒就已达到72万之多。

　　此阶段，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微，对列强缺乏抗击力。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为了进一步扩大教会势力，仍继续采取所谓“扩充封建旧识”以达到“启迪基督新知”的目的。著名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丁韪良等，都是一手举着圣经，一手拿着四书，鼓吹耶儒“互相合和”，认为“孔子加耶稣”的模式，有利于宣教和传道。他们出书办报，注意用儒学来阐发基督教教义，以便化解中国人对洋教的排他心理。同时，天主教和新教都注意培养本地神父和牧师，以便由中国神职人员，用更能符合中国人习俗的方式，传播基督教教义。新教各派在20世纪20～30年代曾为此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提出建立中国人领导的教会组织。目的虽在清除洋教的名声，利于教会发展，但客观上也确实唤起了中国人自己管理教会事务的自觉意识。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布，曾一度引起某些爱国人士的错觉，他们误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得以致富强国的根本原因，幻想利用基督教改造儒学，把孔子奉为教主，使儒学宗教化，或者可以振奋人心，挽救危机中的国家。至于无力形成自己足以和封建正统思想相抗衡的独立思想体系的农民群众，也曾幻想借助外来基督教的某些思想观念，造出新的神学权威，以实现其用新的“天朝”取代封建皇权统治的理想。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以“拜上帝会”为组织，以“天父”“天兄”敕命为号召的太平天国起义。然而，历史发展证明，这二者后来均被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起来的联盟军击得粉碎而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当然，也不能不指出，由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往往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华史交织在一起，而且确实有的外国传教士就负有传教以外的特殊使命，从事不利于中国人民的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民和一些传统儒学学者的对抗意识。但迫于形势，他们或者采取消极的与基督教划清界限的态度，两不相混，各走各的路，或者采取积极态度，用新儒学对抗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因而，也就很难找到儒学与基督教神学思想相结合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