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佛三家，曾出现相互趋近、融合的现象。

　　儒学和道家、道教，是在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思想流派，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因其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之中，故历代统治者无不予以重视，往往同时并举，交互运用，借以治理国家，巩固其统治地位。因此，儒学与道家与时并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此过程中，道家逐渐向宗教信仰方向演化，终于形成了道教；儒学发展到理学的阶段，也出现了某些宗教色彩。

　　佛教本来生长在印度，于东汉时传人中土。这个外来的宗教，一开始就受到中国某些上层人物的支持，并逐渐得到普通老百姓的信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仅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且逐渐枝繁叶茂，发展成为一支最大的宗教。佛教所以能在中国生长发展，其重要原因在于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而中国传统的思想代表，基本上就是儒道两家。

　　应该指出，从佛教传人中土那时起，儒道释三家的相互影响就开始了。但是三者的融合，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东汉至南北朝 儒道佛开始融合，并为此后三者融合奠定了基础。东汉末至三国时，佛教传人不久，势单力孤，所以只有借助道家，并与儒学相协调。这一点，在牟子作《理惑论》时(三国初年)，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佛经翻译甚少，中国人信浮屠或祭浮屠者，往往借助久已详知的黄老道和儒家学说去理解。牟子处乱世，“无仕宦意”，遂“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但世人却视其为“背五经(见六经)而向异道”。他为了辩驳讹误，才写了《理惑论》。书中除引佛经之外，还大量征引《老子》《论语》和《孝经》，以证明佛法与中国道、儒小异而大同，无根本矛盾。从这里可以看到儒道佛三家融合的端倪。

　　与佛教在中国大力传播的同时，魏晋时又兴起以“三玄”(《老子》《庄子》和《周易》)为本的玄学。它是对汉代经学专心注释，繁琐支离的否定，适应了政权更替迭起、社会动乱不宁时代，士阶层的心理需要，因而谈玄理，辨有无的清谈之风成为时尚所趋。玄学名士又多与名僧高道交结，在高谈“无与有、无为、性空、无生”的同时，促进了儒佛道的沟通。因为玄学名士们“其形上学虽属道教，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仍尝儒家之风骨也”。其后，在南北朝时期，特别在南朝，上至皇帝。下至儒士、僧侣、道士，提倡三教融合者，几乎成为风习，不胜枚举。

　　梁武帝萧衍博览群书，对儒道佛三家均多有著述，主张“三教会通”。他曾作过《三教诗》，认为：“示教惟平等，至理归无生。”纵观萧衍一生，可谓兼通三教，最终归依佛法。宋文帝时，有“黑衣宰相”之称的僧慧琳，曾注《孝经》及《庄子·逍遥篇》，作《白黑论》，析论儒、道、佛之异同，其中虽不乏批评佛法之论，但终以三家殊途同归为旨趣。慧琳的《白黑论》，竟以名僧身份贬抑佛法，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赞赏与反对双方虽各执一端，争论不休，但这场争论的展开，却无疑促进了三教的融合。即使力诋慧琳的宗炳，也承认：“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又如著名道士陶弘景，也是个“佛道双修，训诂七经”的人物。他认为：“万物森罗，不离两仪所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

　　当然，在此阶段中，佛与道，佛与儒之间的争论也相当激烈。例如道士王浮在与佛徒争论后，造作了《老子化胡经》，声称老子西出流沙，化生为佛祖，佛教即由此而来。而佛徒也如法泡制，编造“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诃迦叶，彼称老子”。两者皆为荒唐编造，目的是为了彼此互争短长。但是，却产生了双方意想不到的客观效果：儒、道、佛原来是“同根共源”，反倒促进了彼此的融合。

　　但南北朝的三教合流，仍属于初步的外在的合流，即只是指出了三家一理、三家同源，同归于善，或者仅是以道解佛，援儒入佛，道教仿佛造经等等。儒、道、佛三家深层次的融合，则开始于第二个阶段，即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五代 这一时期，儒学经过王通、孔颖达和颜师古等人的努力，统一了对儒学五经的解释，结束了儒学内部今古文、郑学与王学、南学与北学之争，有了《五经正义》之类的国家颁发的定本。道教祖师老子，被李唐认作为远祖，诏命道士隶宗人府，道教居三教之首。同时，佛教也有很大发展，玄奘通译佛经，使佛徒有了最典雅规范的经典，而标志佛教中国化的禅宗在此时得以确立。随着佛教进入自己的成熟期，儒、道、佛三家彼此教界分明，判教精严，为三家融合带来了新的特点。

　　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以中庸的思想，融合三教。他认为道、佛二教任何一家都不能废止，即使儒、道、佛三家有区别，也应该“致中和”，融合一致，天地万物就是由于中和，各得其位而发育。那么，三家一致也就在其中了。

　　唐朝皇帝，每遇重大节日，必召儒、道、佛三家头面人物，一起参加讲论会，供献意见，以备采纳。如796年唐德宗生日那天，召三家领袖入殿讲论。会上“初则矛盾相向，后则江海同归”。这反映出三家虽有矛盾分歧，但在共辅王化这一点上，却又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种统治者平等对待儒、道、佛的政治气氛下，必然促进三家的合流。因此，唐朝有相当多的学者名流，皆兼通儒、道、佛。如唐宣宗时，宰相裴休，即是“真儒者”，又拜师人佛门做弟子。名诗人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曾醉心于佛法。柳宗元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吾独有得焉。”(《柳河东集》卷二十五)。在他的一首诗中，明确指出儒、道、佛有相通之处，得出“三教合一说”。与此同时。道士司马承祯著《天隐子》《坐忘论》，吸收儒佛理论于玄理之中。认为修炼的宗旨在于“修心”“主静”，只有“收心离境”，“不著一物”，才能达到“心乃合道”。而禅宗的“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说，既有精致的哲学思想，又包容了玄学所倡导的内心玄远逍遥自在的神髓，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很容易为名儒学士所接受。

　　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虽与柳宗元同时，却以排佛辟老而闻名于世。他的《谏迎佛骨表》《原道》和《原性》等文章，历数崇佛之危害。阐明儒家的真道统，认为只有行周孔之道，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然而，韩文的宏论博议确有文盛而理不足之嫌，缺乏精致的哲学思想，无法与佛教和道教的哲学相抗衡。所以到了他的弟子李翱时，则写出名为排佛斥老，暗里却吸收禅宗和老庄思想的《复性书》。他的复性说，与佛教的佛性论颇多相似之处，而其复性之法的“慎独”“守中”，又与佛教的“禅定”“止观”，道教的“存心”“主静”极其接近。事实上，正是韩、李的以排佛斥老相标榜的道统论、性三品说和复性论，成为开启宋代儒、道、佛合流的新儒学——理学的先河。陈寅恪曾中肯地指出：“凡新儒家之学说，似无不有道家或道家有关系之佛教为之先导。……其宗徒梁敬之(天台宗信徒)与李习之(翱)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

　　宋元明至近代 宋元明三代是中国“新儒学”或称道学、理学创立、发展的时期，也是儒、道、佛真正融汇合流的阶段。

　　对理学的思想来源，冯友兰就直截地说：“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宗、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产品。”对理学有开创之功的周敦颐的太极图和邵雍的先天图，就是渊源于道士陈搏。以后的张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无不受道、佛二家的深刻影响。

　　理学是儒、道、佛合流的产物，但它已不同于前此形迹上的混合或仅是教三理一，皆在为善而已，而是从思想实质上吸收道、佛的精致哲学思想，对旧儒学进行改造，达到了思想内容上的结合。周敦颐所主张的“诚”“静”与禅宗的禅定相通，即是一例。

　　实际上，周敦颐的哲学思想体系，是隋唐以来儒学(特别是韩愈和李翱阐发的儒学)、道家、佛教在思想上的综合与概括。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太极、理、气、性、命等，成为理学的基本范畴。

　　理学的真正奠基人是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早年师承于周敦颐，也都受到过道、佛的深刻影响。

　　二程提出“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大干世界林林总总，都是由理派生出来，即所谓“理一分殊”，“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以此建立了宋理学的庞大体系。殊不知，其所用“体用”和“理殊”两语，皆出于佛教。况且，二程在人性论中，提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致力于“身心性命”之学，更受到了佛教禅宗心性之学的启示。

　　南宋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北宋理学，成为理学集大成者。他不仅对佛学有丰富的知识，而且对道教内丹有特殊的偏好，用功弥勤，曾专门为丹经《参同契》作注。

　　至于宋明心学之陆九渊和王守仁，受道、佛，特别是禅宗的影响，更为明显，以至朱熹曾批评陆“类禅”，而王学更被人讥之为“阳明禅”。

　　宋明理学，将儒家的纲常名教提高到神圣天理的高度，又融会了佛、道二家的哲学思想，创立出一套颇为精严的宇宙观、认识论、人性论的思想体系，完成了自唐代韩愈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新儒学则成为元明清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儒、释、道合流不仅在新儒学中得到了体现，而且在道、佛两教中也得到了证明。因为三教合流从唐代开始，已逐渐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社会思想潮流。

　　北宋灭亡后，在北方的金统治地区，产生了新道教，即全真道。该道派到元朝时受到皇帝的尊崇，进而发展成影响遍及全国的大道派。

　　全真派教祖王重阳，以继承儒道释三家道统自任，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宗教教义，这是该派传承不衰，影响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其教义中心，即是主张三者一家，倡导道儒佛三教合流。王重阳在山东创立三会，即“三教金莲会”“三教平等会”和“三教三光会”，皆以“三教”冠其首。接引道徒入道，则“劝人诵《般若心经》《道德清静经》及《孝经》”，尊“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王重阳所创立的教义思想，为全真七子和历代祖师所尊奉，至明清时代，仍传流不衰。

　　宋代佛教各派皆向儒学靠拢，以佛释儒，其中以契嵩和智圆两位名僧为代表。契嵩著《辅教篇》，专论儒佛之道相通一贯，以抗拒儒士们上承韩愈排佛尊孔之说。他对儒学五经推崇备至，认为：“夫五经之治，犹五行之成阴阳也，苟一失，则乾坤之道缪矣。”智圆也力主儒佛合一，自号中庸子。他宣称：“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因此，他在以“宗儒为本”，并“申明释氏”时，多取“老庄以助其说”，光显三教同源，以符“中庸”之道。

　　元代80多年中，儒、道、释三家合流的总趋势，并未中断，而且继续有所发展。刘谧写了一部《三教平心论》，主张儒佛道停止无益的互相攻讦，取彼此补充，通力合作，共同襄助世道人心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不致互相抵消，妨害教化。

　　到了明代，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更深入人心，上至皇帝，下至市井平民，几乎无不顺乎潮流。他们祭拜三教尊神，宣讲三教故事，赞颂儒、释、道合流。明代产生的戏剧小说，大多反映这一内容。

　　明代儒学，最突出的就是王阳明心学(见王守仁)的创立与发展，并进而取代程朱理学，上升到主导地位。王阳明授徒与讲学，就毫不讳言地谈论儒、释、道三教合一。他是中国三教合流发展史上的关键性人物。至于王学后学，更是泛滥于三教，无不倡导三教合一。其中，深受王学薰陶的福建林兆恩，则进一步把一个从事讲学的学术团社，发展演变为宗教教团，公开创立三一教。明代道教，北宗全真教和南宗丹道派合流，成为统一的全真道，诵念佛、道、儒三家经典，事实上体现三教合流。佛教最著名的僧人，也都提倡三教合一。如明末四大名僧：袜宏、真可、德清和智旭，皆儒、道、佛兼通，主张三教合流，并且身体力行。德清撰《中庸直解》《老子解》《庄子内篇注》。智旭则作《易经禅解》和《四书直解》。

　　入清以后，由于皇帝大兴文字狱，文人学士的学术活动一度沉寂，后则转入考据之学。但儒、释、道合流仍缓慢地向前发展。虽然有保守的正统理学家，以争正统，排异端为事，极力否认三教合一这一思想潮流，但是，有见识的理学家却不否认对道佛的吸收，并公开提倡对道佛进行研究。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就撰写了《相宗络索》。清中叶以后，此类学者仍不断出现。他们的治学之风，直接影响到清末的龚自珍、魏源，以至近代的粱启超、谭嗣同、章炳麟。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主张融合儒释道思想，以作为构建新哲学思想体系基础者，也不乏其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当然，此时的儒释道合流，由于时代不同，不可避免地渗入某些西方哲学思想因素。此类学者中，诸如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都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述，在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占居一定地位，具有相当影响。

　　见儒学与道家、儒学与道教、儒学与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