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是研究佛教的学问。而佛教则是古印度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前5世纪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基本教义是：认为现实人生即是“无常”“无我”“苦”；“苦”之原因既不在超现实的彼岸，也不在现实社会之中，而是由个人自身的“惑”“业”所致。因人之“惑”“业”，造成生死不息之果；依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故摆脱痛苦之路，惟在依佛法修持，转变世俗欲望和认识，以超出生死轮回，从而达到最高目标，即称作“涅槃”或“解脱”的境界。佛是梵文“佛陀”的简称，意译为“觉者”。佛教在东汉明帝时由西域传人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广泛传播，至隋唐时而达到鼎盛，对中国文化思想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因为信仰的排他性，佛学自然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特别是儒学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佛教传入中土 佛教初传人中原地区时，帝王和贵族们把佛(浮屠)也当做中国的神仙来崇拜，并与黄帝、老子并列，未把他看做外国的教主。后来佛经翻译渐多，信仰者对佛教的了解日益深入，才知道佛不同于中国的圣人，有了中外的分辨，义理的不同，从而产生了矛盾与论争。事实上，把一种外来的佛教移植到中国来，必然要和中国人固有的文化思想结合起来才能成功。因此，东汉至三国时的佛经的翻译，一般都依傍道家思想或比附儒家等传统名词概念，即所谓“格义”。这样，当然不能使人们真切地了解佛教的教义真谛。以后的译经则有所改进，不再拘于言词，但求“得意”，即力求准确传达佛经的精神实质。在这方面，北朝时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为了中国人学懂佛经，还得进行注释。而担任注释工作的具有佛教知识的僧侣，又多由儒家转来，他们的注释自然尽量使佛教理论向儒学趋近，所以佛教经学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或多或少的儒学色彩。

　　然而，随着佛教政治地位的提高，佛教信徒的增多，到南北朝时，则已形成独立于儒、道之外的强大社会势力。儒学为了维护其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与佛教经学展开了论争。

　　儒佛论争 三国初年的《理惑论》一书，尽管是牟子为佛教做辩护、反驳传统意识对佛教指责的著作，但除了尽力发掘佛与儒相同之处外，同时还集中地反映了儒学对佛教的一系列责难。具体归结起来，不外以下几点。①儒家五经(见六经)，语人间事，不过3万言，言简意骸，易读易行。佛经万卷，语以亿计，但多叙虚无恍惚之说，难解难明。②儒学认为福莫逾于继嗣，不幸无过于无后。佛教则抛弃妻子、财货，终身不娶，不行孝道。③儒学有严格服饰礼制，上下有序。佛教却披赤布，对长上(尤其是帝王)无跪拜礼仪。④儒家禁止毁伤身体发肤，佛教则要受戒剃发。⑤儒学是古已有之，尧舜所传。佛教却是外来夷狄之术。⑥儒学重人间事，“不语怪力乱神”，主神灭。佛教说转生，四道轮回，主神不灭。此后，儒佛互相指责抨击，争论不休，从魏晋至隋唐，乃至宋元明清，从未停息，而争辩的焦点，不外乎前面举出的几个方面。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争论的双方，不仅相互指斥，还有彼此吸收，相互趋近的一面。首先是佛教，为了能在中国落脚扎根，并取得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必须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相适应。这一趋向从佛教传人中土那天起就开始了。牟子《理惑论》一书的出现，正是这一努力的产物。不过，只有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慧远，才使佛教与儒学的结合，达到了更加成熟的境地。这位“博综六经，尤善老庄”的慧远，是从儒学出发，中经道家，最后归依佛门。但是，他在不违背佛教崇高地位的同时，却力图把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观念会通到佛教体系中去。也就是说，他在形式上极力尊佛为上的同时，在内容上却暗地里使佛教屈从于儒家的封建礼法，即站在“方外”而竭力为“方内”服务。由于慧远等名僧的努力，佛教注意协调与儒学的关系，从而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此后，中国的佛教宗派，如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先后产生，特别是禅宗的出现，则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儒学恃其受到历代封建帝王的推重和已演变成社会政治学说及伦理学说理论基础的优势，在唐以前对佛学一直处于固守己说乃至进攻的姿态。当然其间也不乏倡导儒佛一体。三教融合者。可是，当因佛学大发展而与封建王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儒家学者一般是站在维护王权的方面，诋毁佛教。历史上“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灭佛”事件，背后都可以发现有儒臣的参与谋划。即使在禅宗创立，佛教完成中国化之后而发展到其鼎盛时期的唐朝，还发生了著名儒家学者韩愈排佛的一场大论争。韩愈在《原道》一文中，首创所谓古已有之的道统说，而且言之凿凿，传承有序：尧以道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轲，轲死不得其传。他的用意甚明，即以中国儒家道统，对抗佛、老之道，特别是夷狄之佛教教统，而韩愈自己则以继道卫道者自居。韩愈还在唐元和十四年(819)举国上下迎佛骨祈祥之际，给皇帝上《谏迎佛骨表》一文，表示坚决反对。认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佛本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与先王之道不合。其“枯朽之骨，凶秽之余”，断不可迎。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且谓：“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韩愈此表，触怒了皇帝，险遭杀身之祸。但是，他坚决捍卫儒家道统，彻底反佛的立场，在当时，乃至对后世儒学与佛学的关系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儒佛融合 韩愈虽是主张排佛最坚决的一个，但同时也是在客观上促使儒学与佛学在思想上相互融合的重要人物。他独标道统，高扬孟子，专注于“能与心求道”．“反身而诫”的“践形之道”，且作《原性》，探求性的本原，情与性的关系。这就为后来儒学汲取佛教心性之说，丰富和改造儒家学说，打开了通道。韩愈的得意弟子李翱，则进一步作《复性书》，尊崇子思、孟轲，以《中庸》为依托，吸收佛教心性之说，提出“复性”论。认为孔子性命之学，未得到阐扬，却归入了佛典和道经中去了。“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但人却被后天的情所迷惑而失性，如今则要“正思”以归复于“性”。所以说，韩愈与李翱的思想，对宋明理学有着直接影响，是儒学从“汉学”发展到宋学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禅宗到了唐中后期，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宗派。它摒弃了佛学理论中大量的繁琐论证，而以佛教中最基本精神，如：何谓佛心、佛性，如何明心见性的问题人手，专注地讨论和解决也为儒家最关心的心性问题，在沟通儒佛方面打开了方便之门。比如名僧圭峰宗密著《华严原人论》，就将佛教、儒家、道教合在一起，判别优劣高下，而且特别考察了历来儒佛诸家论心性的观点，并加以融会贯通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说对宋代理学产生重要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儒、佛、道三教都得到了大的发展，相互间的融合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不仅封建帝王对三教采取兼容并用的态度，文人学士也无不诵读佛道经典。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三教合一的思潮也日益深人人心。公开主张三教融合者大有人在，最著名者如隋末文中子王通。他虽认为佛道两者都有缺憾，但皆各有所长，不可废止。儒佛道三家，应该致中和，融合一致。当然，他是站在儒家立场上，以中庸思想为基础，调和三教，明显地偏向儒学。另外，如宋代名僧智圆、契嵩，则是站在佛学方面主张三教合一。尔后，则有融摄佛、道两教某些思想素养入儒学的宋理学产生。理学是对孔孟儒学第二次大改造，标志着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从此，宋明理学上升为宋元明清的统治思想，影响深远。

　　对宋理学有开山作用的周敦颐，是一位业儒的著名学者，但生平常与名僧交往，熟悉佛道经典，所著书《太极图说》、《通书》等，提倡“无欲”“无思”“主静”，以达到“诚”的学说，实质上就是吸收了佛、道的思想，融会贯通而成。宋理学的奠基人物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既受业于周敦颐，又都出入佛老几十年。他们着重阐明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和理一分殊等理学思想，皆可从佛学理论中找到出处。而集宋理学大成的朱熹，也曾在青年时驰心佛老10年，对佛学体味甚深。他最爱用佛教的“月印万川”来譬喻说明理学中理一分殊的道理。朱熹说：“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应该指出，在宋代儒佛之间的门户之见仍很森严，因而程朱等理学大家口头上都说过一些批判佛教的话，以明尊从儒学道统的姿态，但在他们的儒学理论体系中，却吸收融合了佛学理论中的思想营养，特别是佛教关于个体修持与宇宙论、认识论等方面的精粹成分，从而使儒学较为薄弱的哲学思想得到新的升华，使儒家学说更加博大精微。当时就已有人指出：朱熹等人批佛，是“实与而文不与，阳挤而阴助之，盖有微意存焉”。可谓的评。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则认为朱所谓“性即是理”，即心外尚有个天理在的论断是错误的，而提出“心即理也”，心外无道，“吾心即是宇宙”的理论。只要人们能剥落掉自己心中的蔽障，达到澄明清彻，存其本心，就是成贤作圣的修养功夫。显而易见，陆氏自存本心的致圣方法，真是与佛教禅宗的“明心见性”如出一辙。朱陆两人一个认为理是本体，一个则认为心才是本体，各执一是，曾进行长时间的争论，从而形成宋代理学内部客观唯心论与主观唯心论两大思想流派。

　　三教合一 明代王守仁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体系，成为宋明心学集大成者。他认定“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格去心中尘染蔽障，使心如明镜。得见与生俱来的“良知”，就能成贤作圣。王守仁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确实与禅宗极相类，以致有人讥其为“阳明禅”。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讳言曾受佛教的影响。所不同的是，他反对佛教出家避世，违背纲常伦理。至于王学左派，更公开谈禅论佛。最典型者如李贽，竟住在佛寺，读经讲佛。

　　明朝时期，三教合一的思潮已弥漫整个社会，儒、佛、道三家各自都已不讳言相互依存，彼此协调。明末四大名僧袜宏、真可、智旭、德清，无一不倡导佛儒相调和，三教一理。

　　这四位高僧均以拯救佛教衰落的颓势为己任，决心兴复佛教大业。他们早年都曾学儒，如株宏是在屡次应试落第之后，才于32岁出家为僧的。德清12岁“习举子业”，17岁时即能宣讲《四书》，才智过人。智旭早年业儒甚虔，曾著文“辟异端”，“誓灭释老”。因此，他们出家为僧之后，则皆倡佛儒一源，以儒释佛，以佛释儒，着意佛儒融合。袾宏在批驳西方天主教而著的《天说》中，就是借助儒学的天说批驳天主教的天。曰：“是遵五制，集千圣之大成者，夫子也。曰畏天，曰乐天，曰知天，曰事天。亚夫子而孟者，孟子也。天之说，何所不足而俟彼之创为新说也!”真可则将儒学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加以佛教化，称之为“五如来”，且要求僧徒礼敬、归依。德清则进一步以儒释佛，以儒之“五常”，释佛之“五戒”。曰：“佛制五戒，即儒之五常：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语，信也。”

　　活动于明末清初的著名禅僧元贤，被佛界推尊为“祖庭师匠，末世津梁”，则有专门著作“会通儒释”，特别把儒学的孝，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言曰：“甚矣，孝之为义大也。身非孝弗修，人非孝弗治，天地非孝弗格，鬼神非孝弗通；即无上至真等正觉，非孝亦无由致。”

　　清初学者王夫之，曾撰写《相宗络索》，对佛学有很深的研究。清代中叶，汪缙、罗有高、彭绍升等人，公开地一面讲儒，一面讲佛，且几乎形成风气。其影响沿及晚清的龚自珍、魏源，以至近代的谭嗣同、梁启超和国学大师章炳麟。即使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尽管西方各派哲学思想涌人国内，但融合儒佛道思想，以作为构筑新哲学体系的基础。仍不乏其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这种融合不可避免地又渗入某些西方哲学流派的思想因素。这方面的著名学者有梁漱溟、马一浮和熊十力等人。其中，熊十力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即以儒释佛道，以佛道补充儒。用他的话说，是“取精用弘”，“入乎众家，出乎众家，圆融无碍”。熊氏的哲学思想，内容丰富，颇有建树，也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