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上两种不同的而又互相联系的学问和学派。又称“儒玄”或“玄儒”，盛行于魏晋南朝时期。

　　儒玄各自的特色 儒学起自先秦，宗承孔子，崇尚五经，宣扬仁礼，主张继承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经过秦代焚书之祸，儒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今文经学或重视《春秋公羊传》，或重视礼书，古文经学则重视《周礼》和《春秋左氏传》。两汉官方儒学均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则为民间私学。汉魏之际，今古对立的格局发生变化，汉末郑玄融合今古文两派学说，遍注群经，集汉代经学之大成。魏人王肃则反对郑玄，发扬古文经学，使古文经学上升为官方学说。魏晋南朝，古文经学渐为官方儒学的主流；北朝，郑玄经学依然兴盛。

　　在王肃抨击郑玄之时，另有一些学者也抨击郑玄，但他们超出儒学范围，喜好《老》、《庄》，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学问，史称“玄学”。玄学以夏侯玄、何晏为创始者，以王弼为开创时期的主将，在经典方面以《周易》为经，《老》《庄》为传；在圣贤系统上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周文王、孔子等为圣人，以老、庄为贤人。何晏、王弼玄学的主要特征是“贵无”，在宇宙观方面以“无”为本体，在思想方法上主张“忘象求意”，在政治上主张改制，并奉行“无为”的法则。在魏齐王芳正始末年，何晏、王弼相继死去，但他们的思想影响却与日俱增，魏末嵇康、阮籍、向秀等人喜好《庄子》，阐发新说，可看做正始时期的玄学的变相延续。西晋思想界领袖王衍、乐广等人遥继何晏、王弼，提倡玄学贵无论。西晋后期郭象注释《庄子》，提出玄学独化论。东晋初期王导宗承嵇康，宣扬玄学三理，使玄学继续流行。东晋中期，殷浩成为思想界领袖，他先治玄学，后治佛学，标志着思想界的重心由玄学到佛学的转变。

　　儒玄对立 学界多数人说魏晋是玄学盛行的时期，少数人说魏晋是儒学兴盛的时期。这两种说法各反映了魏晋学术的一个侧面。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却不是官方学说；儒学立于学官，却不如玄学兴盛；当时学术已呈现玄、儒对立的格局。到东晋末期，玄学始渗透到官方学术中间。到南朝宋文帝时，建立官方的“四学”，为玄、儒、文、史，玄学始与儒学并列为官学科目。到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四学”合并为国学。而到南朝宋明帝太始六年(470)，鉴于国学荒废，又建立玄、儒、文、史“四科”，由总明观祭酒主持。南齐永明三年(485)，重建国学，“四科”又并人国学之中。南朝梁代盛行佛学与玄学，梁武帝及简文帝都热衷于讲论《易》《老》《庄》，合称其为“三玄”，而从事儒学的官方学者也有不少。南朝儒学与玄学的对立总的看来，已不仅是两种学派或学说的对立，而上升为两种官方学科的对立。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种罕见的情况。

　　儒玄融合 时至南朝陈末及隋唐时期，玄学与儒学融为一体，成为崭新的官方学科。陆德明在陈末撰《经典释文》，将《老》《庄》附于经书之后。其中：《周易》以王弼注为主；《古文尚书》唯用古文传本，以孔安国传为正；《诗经》诸家唯《毛诗》“独立国学”，遵用郑笺；礼文献仅用郑玄所注的《周礼》《仪礼》《礼记》“并列学官”；《春秋》并用《公羊》《榖粱》《左氏》三传，分别采用何休、范宁、杜顸的注释；《孝经》仅用今文本，为郑氏所注；《论语》用张禹传本，以何晏《集解》为官定的注文；《老子》用王弼注，《庄子》用郭象注。陈隋之际的官方学科，大致如此。唐代国学沿用了这种体制，仅《老子》先用河上公注，后用唐玄宗注，与陈隋国学略有不同。宋代理学乃是由这种国学演化而成，也可说是儒学与玄学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