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家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中心思想的学派。它和儒家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阴阳、五行思想在先秦时期早已出现，如《老子》书和《易》书均提出“阴阳”观念。《尚书·洪范》提出“五行”观念，即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这些观念是古代哲学思想的萌芽。约在战国后期出现阴阳家学派。阴阳家将“阴阳”和“五行”观念相结合，因此，又称阴阳五行家。

　　先秦儒学和阴阳家 《史记·太史公自序》评论阴阳家时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是说阴阳家思想包含有讥祥忌讳等迷信内容，而他们亦懂天文知识，能掌握季节变化。《汉书·艺文志》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事鬼神。”羲和之官即古代掌管天文之官，为阴阳家之前身。阴阳家懂天文知识，有益于农耕生产。而古代天文知识往往与迷信相混杂，故多禁忌。这里所谓“小数”近于鬼神巫术。先秦儒家曾受阴阳数术影响，如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凤鸟、河图皆祥瑞之物。古有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被认为是新的朝代受天命的征兆。孔子时因久无凤鸟、河图之类瑞物出现，以为复兴东周之志难以实现，而生天命将终之叹。战国后期，随着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的发展，出现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又说：“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这亦是说，邹衍既懂天文知识，又擅长数术怪迂之变，其思想表现为科学与迷信相混杂。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他将金木水火土五行说成五种德行，为历史循环交替提供理论根据。《史记》说他“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邹衍以“五德终始”论证朝代更替，如夏代表木德，而为代表金德之商取代，而商又被代表火德之周取代。这是以五行相胜说明“五德转移”，历史即是这样循环往复终而复始。这种学说迎合了战国争雄的理论需要，因此，邹衍所到之处受到诸侯上宾礼遇。“五德终始”说亦被儒家接受，为历代改朝换代提供理论根据。邹衍生活时期稍晚于孟子，他与孟子有何关系，史书上无记载。而史家则认为孟子亦有阴阳五行思想。如战国末年荀子曾批评子思和孟子：“案往造旧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荀子对孟子“五行”说的内容并未说明。但因苟子反对“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讥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等数术迷信，他批评思孟“五行”“僻违”“幽隐”“闭约”，当亦属讥祥之类。后人对荀子所说做出种种推测，多认孟子“五行”说即阴阳五行说。如近代章炳麟作《子思孟轲五行说》，其根据之一为《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郑玄注：“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智，土神则信。”章炳麟认为这是“子思之遗说。”由此章氏肯定荀子对子思孟子“五行”之批评。近人范文澜亦认为：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近乎阴阳家的五行推运。(《中国通史》第一册《孟子与邹衍》)战国末年孟子后学有与阴阳方士相结合者，据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起因是侯生、卢生等诸生求仙药未成而对秦始皇发怨谤之辞，当时所坑儒生多为懂方术者。当时秦始皇太子扶苏曾谏坑儒说：“诸生皆诵法孔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亦说明当时所坑术士即儒生。

　　汉代儒学与阴阳家 邹衍等阴阳五行家思想又与天人感应相符合，对汉儒董仲舒有重要影响。《吕氏春秋·应同》引邹衍说：“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祥乎下民。”董仲舒即是将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相结合，建立一整套天人感应学说。《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汉书·董仲舒传》)这里所说阴阳为阴阳二气，其中被注入善恶等道德成分，以阳为德阴为刑，为崇德贱刑制造理论根据。董仲舒又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胜》)这里所说行者行也，其行不同即指德行。阴阳五行经过董仲舒进一步神秘化，与天人感应思想相结合，构成庞大的具有神学内容的思想体系。在《春秋繁露》中有《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天地阴阳》和《五行之义》《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对》等篇章，可以看出董仲舒推崇的阴阳五行学说的规模。

　　宋儒与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家和董仲舒的思想，亦为宋儒所吸收，北宋理学先驱周敦颐著《太极图说》，曾说：“阴阳变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顺布，四时行焉。”周敦颐以“五行”“阴阳”、太极、“无极”构成宇宙图式，为哲学之最高范畴。这对宋代理学的发生和发展发生重要影响。宋儒程颐亦认为阴阳二气具有道德属性，他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君子小人之气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则治，六分小人则乱。”(《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伊川先生语一》)程颐还认为气有感应，“和气”致祥，因而他承认有祥瑞存在，但他并不提倡祥瑞。他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人有喜事，气见面目。圣人不贵祥瑞者，盖因灾异而修德则无损，因祥瑞自恃则有害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这是对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发展，只认为遇灾异而警惕修德为有益。宋儒虽吸收阴阳五行思想，而对其中的数术迷信有所剔除。宋儒朱熹亦说：“天地统是一个大阴阳。”(《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天地总体为阴阳，而阴阳二气又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阴阳之外别无天地，阴阳之外别无事物。朱熹又说：“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物事出来。五行虽是质，他又有五行之气做这物事，方得。”(同上)朱熹以阴阳二气为本原，而以五行为质料，吸收了阴阳五行的某些内容。然而他并未能摆脱阴阳五行之神秘性质。如他说：“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义礼智，皆以四者相为用也。”(同上)四者相为用，自非各自孤立，这运用观察历史，使他仍局限于“五德终始”的框框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