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的观点。

　　孔子的弟子有若曾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思想。孟子把这一思想运用于战争，提出了人和说。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所谓的“天时”指阴阳寒暑是否宜于攻战，“地利”系指高城深池山川险阻，“人和”则是指人心所向，内部是否团结。“得道”意指得治国之道，即行仁政。“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因此，“得道”亦可演绎为得人心。据此，这段话的意思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譬如有一座小城，每边长仅三里，外郭也仅只七里。敌人围攻它，而不能取胜。在长期围攻中，一定有合乎天时的战役，却不能取胜，这就是说得天时却不及占地利。又譬如，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不是不锐利，甲胄不是不坚固，粮食不是不多，然而一经进攻便弃城逃走，这就是占地利不及人和。上述两个例子说明，限制人民不必用国家的疆界，保护国家不必靠山川的险阻，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关键在于是否行仁政，得人心。行仁政就会得到广大百姓的支持、帮助，否则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帮助。用得到全天下支持、帮助的力量去攻打亲戚都反对的人，那么，仁君或者不战，若战则必然胜利。孟子就战争中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关系，深刻地说明了战争的主导因素是人，是人心的向背。其实质，也就是以力服人抑或以德服人。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仗恃实力假借仁义之名进行征伐可以称霸诸侯，称霸一定要凭藉国力的强大；依靠道德实行仁义则可以使天下归服，这样做不必以强大国家为基础。例如汤和周文王虽然各只有七十里和百里的土地，却因实行了仁政，而使人心归服。所以说，仗恃实力来使人服从，并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只是因为对方实力不够；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才会使人心悦诚服，就像七十多位弟子归服孔子一样。《诗经》所说的“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无不心悦诚服”，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强调人心的向背，强调内部团结的人和说，为后来的儒家所继承，如荀子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荀子·王霸》）杜佑说：“君臣和同勇而欲战者胜，故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子十家注》）人和说也影响了当时及后来的一些兵家或者被他们所继承和发挥。例如，吴子说：“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吴子·图国第一》）孙膑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月战》）《淮南子·兵略训》则说：“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认为进行战争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群众就拥护；进行战争是为了国君的私利，群众就反对。有群众拥护，虽暂时弱小也必定会强大；遭到群众反对，虽貌似强大也必定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