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处理兵民关系问题而提出的兵以民为本的思想。

　　孔子从仁者爱人的基本观点出发，曾多次阐述敬其事而信于民的思想。在军事问题上重视百姓的作用，强调对百姓的军事教育。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又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古代兵农合一，平时务农，战时打仗。教民即练兵，即戎即打仗。用未经教练的民去作战，等于弃民。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上述思想。他说：“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孟子·告子下》）孟子进一步把民看做战争之本。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孟子·离娄上》）桀、纣所以失去天下，就在于他们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失去了民心。要获得百姓的支持，获得民心，就要满足他们的愿望，免去他们所厌恶的负担。百姓向仁德、仁政归附，正好比水向下流，兽向旷野奔走一样。所以替深池把鱼赶来的是水獭，替森林把鸟雀赶来的是鹞鹰，替商汤、周武把百姓赶来的是夏桀和殷纣。现在的诸侯如果有好仁的人，那其他诸侯都会替他把百姓赶来了。纵使不想统一天下，也是做不到的。这就把是否得民心提到是否能统一天下的根本的地位。在回答邹穆公关于民“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的问题时，孟子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在上位的人不关心百姓，还残害百姓。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怎样回报你。如果实行仁政，满足百姓的愿望，减轻他们的负担，百姓自然就会拥护他的上级，情愿为他们的长官牺牲。据此，孟子得出结论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一切为着使百姓的生活安定而努力，这样去统一天下，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兵以民为本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兵要在乎善附民”的命题。他说：“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荀子·议兵》）肯定亲民、附民、壹民即得到百姓的亲近而依附，从而使百姓团结一致为“用兵攻战之本”。荀子又说：“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只有爱民、利民，民才能为己用，为己死，一个国家是否危削灭亡全在于此。所以说“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同上）。荀子进一步论述了亲民、附民、壹民即爱民、利民的主要内容：①节用裕民，而善藏有余。他说：“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节用）故多余，裕民则民富。”（《荀子·富国》）②“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同上）③“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只有如此，百姓就会“相率而为之劳苦”，“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救之”（同上）。据此，荀子得出结论说：“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荀子·议兵》）

　　当时和后来的一些儒家乃至兵家都认识到兵以民为本，兵民相洽、和衷共济在军队建设和战争胜负问题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汉代的《三略·上略》说：“以弱胜强者，民也。”并指出爱民必须“恃民”“泽民”“养民”“乐民”和“足民”。韩信在总结项羽兵败垓下，自刎身亡的教训时说：“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史记·项羽本纪》）宋代朱熹在总结历代治军经验时，指出：“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中国古代兵法选辑》249页）明代的沈炼则认为：“有民则有兵，无民而兵不可为也。”（《中国古代兵法选辑》250页）朱元璋认为，养兵和卫民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说：“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兵民相资，彼此相利。”（《明太祖宝训·谕将士》）把争取群众，视为赢得战争胜利的保证，如《清圣祖实录》中说：“凡行兵若无纪律，断不能成事。前南方用兵时，不扰民者皆克成功；凡扰民之兵，无一成功者。”（卷一百六十五，康熙三十三年十月甲寅）可见，“兵要在乎善附民”实际上概括了军事上争取和利用民力的一般原则。